盖写

门户的机会，如果还有的话，应该在这里。

一

新浪CEO的变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里最多的，但它的总编辑从来没换过。但在今天，这个例外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陈彤写了一封感谢信，虽然没有公开写明“我离开新浪了”诸如此类的用语，但“终于要说再见”这句话的意义是极其明显的。新浪最资深的高管，就此告别新浪。

在4月的旧作《》一文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陈彤是新浪的元老，是这一组牌里最元老的一张。新浪的前身是一个体育沙龙论坛，陈彤就是这个论坛的版主（97-98年），这个论坛曾经诞生过彼时非常有名的一张帖子：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帖子的写作者今天也是非常有名的互联网从业人士，微博大V：老榕。98年9月开始，陈彤开始负责新闻中心，成为新浪内容方面的领军人物。这个位置，后来无论新浪的CEO如何变化，他始终没有变过。

陈彤对新浪是极有贡献的，他在新浪打造了三个具有风向标的产品：门户、博客和微博。除了微博，前两者一直到今天，都留有陈彤的烙印。这话在往大里说一句，陈彤对中国整个互联网业的门户和博客，都有烙印作用。“

陈彤与人合写过一本名为《新浪之道》的书，虽然有新浪的“PR书” 之嫌，但我认为，抛开一些装饰性的话语，这本书在中国互联网本土所产书籍中，价值极高。“海量快速”是新浪门户的发家武器和很长一段时间的立身之本，想要了解门户的历史和逻辑的，这本书是绕不过去的。

不过这本书已经买不到了。随着新浪爱问的关闭，大概PDF版本也不太好找吧：）

二

门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陈彤离去后，很多评论文章都提到了。不过，我喜欢刨根问底一下，门户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门户是为信息匮乏而生的，早期互联网上根本没什么东西可看。瀛海威做互联网接入，还得准备一大堆内容，不然用户上了网，除了收发邮件，根本不知道能干嘛。泡BBS？要求太高了。因为泡BBS是键盘党（要输入东西的），看看信息是鼠标党（动动鼠标就够了）。鼠标党总是比键盘党多得多的。

门户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互联网上的一扇门，打开这扇门，互联网就向你打开。但事实上是：门户更像是一个“户”，上了新浪，并不等于互联网向你打开，而是你进入了新浪这座房子。所以，门户天然就是封闭的。门户并不提供通向全网的路径，它尽可能地要把你留在这个“户”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度是门，新浪是户。再往深里说，百度是技术打造的门，新浪是人工修出来的户。

三

2007年的时候，我在系列文章“新媒体启示录”中对新媒体下定义时是这样说的：受众可以广泛且深入参与（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模式）的媒体形式。在这个定义中，我已经把门户从新媒体里排除了出去，因为门户没有提供“广泛且深入的参与”手段。

门户和传统媒体的唯一区别在于：它的版面是无限的。至于其它，几乎一模一样。门户的生产方式是PGC的。当然，这个P不是原创内容，是内容搬运工——这点在早期尤为明显。

门户的信息组织架构是目录树式的，也就是“频道套栏目”，图书馆式内容结构。这个结构和早期的所谓雅虎搜索——其实就是后来的庞大版hao123——逻辑上一脉相承。

在信息匮乏的年代，这种结构有它的合理性。这就像一个人，小时候穿的衣服总是小一点的。但人一旦长大，就要换衣服了。

信息爆炸时代来临了。

这个时代到来后，执牛耳的，就不再是人工打造的户，而是技术打造的门了。百度的收入，迅速超过了新浪，并在之后几年把它抛在了远远的尘埃之中。

（曲线均是指广告收入，百度的收入就是在06-07年开始发力超过新浪，当时正是中国掀起web2.0高潮之时。）

四

门户时代让我们有信息爆炸之感，其实是信息忽然集中到某个网站上，看上去特别多所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生产大爆发。Web2.0，才真正带来了信息大爆炸，因为供给者越来越多了。

我个人相当佩服陈彤的地方不是门户，而是博客。Web2.0的第一个热门应用就是“博客”，先后兴起了三大独立博客站点：博客中国，中国博客和博客大巴。尤其是博客中国，不仅资金实力相对较为强大（1000万美元融资），创始人方兴东也是具有极强话语权的博客。新浪博客推出较晚，但在博客对决中，陈彤赢了，包括我所供职过的博客大巴在内的三大独立博客，甚至包括其它门户运营的博客频道，都败下阵来。

在Web2.0第一战中，陈彤完胜。不过，这场胜利掩盖了一个问题：新浪博客的操作手法，其实还是门户的。

门户除了第一个特征：“目录树式架构”外，还有第二个特征：中心化。这是金字塔式目录结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中心化的态势，非常不利于生态的平衡和培养。因为流量的分配是非常不均匀的，而且这种分配，还有很强的人工痕迹（你和博客频道编辑关系好，就能相对而言得到更多的流量）。

目录式架构+中心化，说明了门户的核心其实是那一套架构体系，而不在于内容。这个道理其实有点像白岩松的某句名言：把条狗放我那位置，也会成为条名狗。这句话说明，其实对于一个强大的架构体系来说，内容本身，无足轻重。

五

门户究竟落幕了吗？

言之过早。

其实，我一直认为，社交网络（社会化媒体）那种定制是不健康的。我喜欢看什么，我就定什么。其它的，一概不闻不问。既然吃饭上偏食是不健康的，那么信息获取上只图自己所好，也是不健康的。

更何况，更重要的一点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门户是一种信息获取上的漫步式方式，这里面还包括采编的取舍：谁放头条，谁放末端。我这种受法兰克福精英主义影响很深的人这么认为是正常的：大众在信息获取上，专业精英引导这个方式是不会被抛弃的。

门户属于纯P（PGC，专业生产），社交网络属于纯U（UGC，用户生产），这中间应该有一条中庸之道。在纯P和纯U之间。

一个好的信息世界的构成，应该既需要精英来引导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能去搜索和定制。因为我们总有感兴趣但却不怎么熟悉的领域，引导，是必要的。

门户的机会，如果还有的话，应该在这里。

所以，其实新浪是有一手好牌的：门户+微博，不过，用门户的中心化思维去运作微博这种社会化媒体，的确是要出问题的。

六

我的好友陈序，前资深媒体人，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主编死了》。名字很惊悚，据说为了这个名字，这本书的审核拖了蛮长时间。

因为是好友，这本书即便要到11月份才正式有售，我已经通读了全部的文本。

陈序的思想很深邃，文字很优美，东拉西扯也弄了不少我不知道的轶闻掌故，但我依然不同意书名这四个字。

陈彤的头衔是“总编辑”，陈彤的离开，是不是意味着：主编（总编辑）真死了？（主编和总编辑，在实操层面中，其实有差别，不过我这里混在一起，也大致不差）。

如果说，主编是用来干“组织内容生产”这活的，恐怕真快要死了。主编是附属在那个“目录树架构”上的，当这个架构快要崩溃的时候，主编就会崩溃。

但媒体的功能之一：议程设置，始终不会变。主编最原始最本质的任务在这里。至于说这个议程是组织自家人生产出来的，还是组织外部人生产出来的，还是把已有的内容再行组织的，这个不重要。

关键是，总要有人组织。

自组织行不行？行。短期内行，长期还是要有人组织自组织。

七

让我们再回到门户这个讨论话题上。

门户依靠它的架构而强大，也因为这个架构被我们抛弃而衰落。社交网络上，很少有人去分享架构（也就是分享频道、栏目首页），但依然有太多的人在分享文章——内容。

所以，，不是内容的没落，是“图书馆目录结构”这件衣服的没落。今天大量的用户，直接绕过频道栏目的阅读路径，直达文章本身。而门户在“文章”这两个字的处理上，依然还有潜力可挖。

内容，当然和码字有关，但并不全部等于码字。一个内容页（storypage）的构成，原来主体是就是文字本身，但谁也没有规定过，story page就是一则story。Storypage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议题的landingpage（着陆页）？

链接，让我们充分重视起“链接”这两个字来，这是互联网互联网“联”字的本意。

八

说一千道一万，门户不再是互联网的中心，这一点，大概从2006年就开始了。

这与陈彤离职，无关。

1978-2018，风云四十年。四十年中，青云之上，明星企业起起落落;聚光灯下，风云人物几度沉浮。他们中有些人留在了史册上，有些人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格隆汇精心选择了过去四十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批经济人物，来分析他们的偶然与必然，分析中国、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偶然与必然。这一系列中的每篇文章既不幽默，也不八卦，读来甚至有沉重的压抑感，但恰恰是这种专业且深刻的反思，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所需要的，能令我们趔趄前行的疼痛的清醒。

1980年的夏天，广州的天气分外闷热，一个汗流浃背的青年满面春风地在珠江边快步走过，他的右手插在口袋里，手心里捏着180块钱，他要去找一家最近的银行把钱存起来。此时，一阵清凉的江风吹来，他感到一阵惬意，转头看看对岸低矮的农民房，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豪情，他想对自己说几句话，但是张了张嘴，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了一句：“我要在这里盖更多的房子，赚更多的钱!”

他叫杨国强，广东顺德北滘镇人，身高5尺8寸，皮肤黝黑，身材偏瘦，自幼家贫，放过牛，种过地，做过泥水匠，1980年他26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那一年他毅然带着一帮农民工进城打工，他自己也顺势从一名月薪30块钱的泥水匠变成了月薪180块钱的包工头。

198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拿着180元月薪的杨国强就是当时标准的“城市金领”，在他的老家北滘，就算是镇长也拿不到这么高的薪资，更遑论那些还在土里刨食的北滘农民。因此，他每次回乡都能受到全镇人的瞩目，周围的街坊邻居们教育小孩时都拿他做学习榜样，他是北滘人尽皆知的聪明人。

然而，26岁的杨国强万万没想到，2018年8月那个时候，自己会在媒体面前对天下人说：“我是天下最笨的人!”

从“最聪明”到“天下最笨”，这四十年中杨国强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杨国强和他的碧桂园。

2007年4月，中国内地诞生了一位新任女首富，她叫杨惠妍，年仅25岁，当时全国没几个人知道她是谁。一个小姑娘，25岁就成了女首富，而且此前还没人知道她的故事，一时间，媒介震动，各大媒体都在追问：“谁是杨惠妍?她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有钱?”

很快大家找到了答案：杨惠妍生于1981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及物流系毕业，文学学士学位。不过，这么短短的一句介绍并不足以让人相信她就是中国女首富，真正原因其实是另外一句：“香港上市公司碧桂园大股东及董事局主席杨国强的二女儿”。杨国强于1992年创立碧桂园，并在2007年4月让碧桂园在香港成功上市，于是杨惠妍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

那么，当初那个拿着180月薪的小包工头是怎么成为碧桂园的大Boss的呢?

其实早在1984年前后，包工头杨国强就加入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这是顺德北滘镇政府下属的一家乡镇企业。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公司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新锐社会思潮的着力点集中在对国企体制的反思上，但对于是否要大力发展私企，大多数人心里也吃不准，毕竟文革的背影尚未走远，社会心理仍然是心有余悸的。在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乡镇企业大量出现，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折中路线。然而乡镇企业弊病甚多，它只是对国营企业体制的一种轻微改良，因此到了90年代初，乡镇企业体制就已经玩不下去了，全国大多数乡镇企业的实际“话事人”都是来自民间的各路聪明人。

1989年，杨国强的头衔变成了顺德北滘建筑工程公司的法人代表，到了90年代初，他又成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在后来的企业改制中，他与人合资将北滘建筑工程公司买了下来，并成了大股东。再后来，北滘建筑更名为广东腾越建筑工程公司，成为杨国强碧桂园版图中的一家附属公司。

1992年，中国掀起了一股房地产狂潮，这一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比1991年同比增加了117%。巨大的财富效应让杨国强激动不已，但此时的他并没有独立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实力。然而，杨国强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时刻都准备着，准备抓住那个随时可能出现的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1992年顺德有个楼盘，第一期的销售就非常糟糕，其中一个股东准备退出，建筑承包商杨国强当即接盘，以低价买下了顺德碧江及桂山交界的大片荒地，并给这个项目取名“碧桂园”。

杨国强在那里一口气盖了4000套别墅和洋房。

站在2018年的时间点上回头看，能一下子盖出4000套别墅和洋房，凭这股气魄就不是一般人，但在一个滞销盘上砸这么多钱去盖4000套别墅洋房，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赌博成分。

90年代初的中国对于房地产泡沫相当谨慎，那种社会氛围如果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这也不奇怪，因为人是经验积累型的动物，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楼市火得离谱，所以在当代很多人的记忆中，楼价有一万个上涨的理由，却没有一个下跌的理由能站得住脚。但是在90年代初，楼市泡沫可是全社会警惕的事情，它刚刚冒头就被中国政府一巴掌拍得粉碎。现在说起这种事，仿佛是一段传说，但它确实是当时的现实。

(90年代中国楼市泡沫破灭)

1993年，国家出手调控楼市，广西北海和海南岛首当其冲，许多房地产项目成了烂尾楼，那些高位站岗的人直到十多年后才慢慢解套，而那些买了烂尾楼的资金，绝大多数早已灰飞烟灭，尸骨无存。当时的广东楼市也是一样。

那一年，满怀壮志的杨国强遭遇了重创，碧桂园的4000套别墅洋房最终只卖出去3套，销售业绩惨不忍睹，杨国强焦虑的夜夜失眠。就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上天给他派来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稍加指点，终于成功挽救了即将成为烂尾楼的碧桂园。

1994年10月，焦急万分的杨国强经朋友介绍，与前新华社记者王志纲见了面。按照杨国强最初的想法，无非就是借支笔为碧桂园项目鼓吹一番，但事情随后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彼时的王志纲正在谋求个人转型，他不想做一名普通的记者，而是要成为中国顶级的策划人。

面对碧桂园偏僻的地理环境，王志纲脑洞大开。他建议杨国强，在碧桂园内加盖一所高规格的贵族国际学校，问题或许就能解决。

高，实在是高!这就是后来楼市江湖里的一个主流概念玩法——学区房。

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狂热简直不可理喻，所以很快就有无数的学生家长蜂拥而至，为的就是能在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顺德碧桂园买一套房让孩子上贵族学校。杨国强望着碧桂园里拥挤的人潮心花怒放，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让碧桂园学校向每个学生收30万的教育储备金，并规定只能在学生毕业之后才能取回。

在缴纳了近4亿元的教育储备金之后，1300多名来自广东各地的富家子弟成为碧桂园学校的首批“贵族”学生。现在人都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但人的记忆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人们早就忘了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这个叫碧桂园的项目当初差点烂尾崩盘，那个叫杨国强的老板差点因焦虑秃顶。

在那一年，碧桂园的全部问题都得到了完美解决：滞销的3997套别墅洋房被抢购一空;资金链差点崩溃的碧桂园公司收回了全款，还拿到了近4亿元的零利息融资;一批优秀教师和1300多名学生在碧江桂山之间开始了美好的校园生活。

在全中国楼市泡沫崩盘、无数楼盘烂尾的90年代，碧桂园靠一所学校的成本就卖掉了4000套滞销别墅和洋房，还换来了巨额无息长期借贷，这是多么神奇的场景!而且，这笔钱可不是杨国强去银行苦苦哀求来的，而是许多人哭着喊着硬塞给他的，他不收对方还不肯答应呢!就凭这次的神操作，就足以说明，杨国强在生意场上是一个非常了得的聪明人。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杨国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就变得“越来越笨”了。

2007年4月，碧桂园上市，杨惠妍火了。在她走红的背后，是父亲杨国强逐渐老去的背影。那么杨国强为什么要让25岁的杨惠妍爆红呢?

如果是娱乐圈，这种事完全可以理解。在娱乐圈里，名就是利，许多老辈明星都希望在自己星光璀璨的时候就把子女们捧红以继承自己的衣钵，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龙大哥和他的儿子房祖名。但是在企业界，这种玩法其实相当非主流，“国民老公”王思聪名气比杨惠妍大得多，然而王首富也没有真的把自己变得“一无所有”。那么杨国强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不了解粤商的特点，恐怕会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太过穿凿，实际上杨国强的原因在笔者看来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想做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隐形富豪罢了。在广东商界的老辈人看来，“低调”是一种美德，它能让家业安稳，子孙平安。然而，这种做法固然在过去有那么一点现实意义，但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纵观最近十年来中国商界的风云，虽然粤商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商界地位，但与改革开放最初的三十年相比，这十年来粤商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没落了许多，其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所谓的“低调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会发展带来的这些新变化是杨国强万万没想到的，为了赚钱，他每天都很忙，根本无暇去想这些不能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事情。于是，杨惠妍走红的背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然后告诉自己“我会隐身术”的杨老板。在那一刻，老辈粤商们多年来一直秉承的所谓的低调原则在旁观者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冷笑话，然而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

2007年的碧桂园招股说明书是杨国强变笨的另外一个脚注。

在招股书里，碧桂园着重强调：“我们是中国拥有最庞大和低成本土地储备的房地产开放商之一，此等储备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和盈利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招股书还在成本控制上大书特书，让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原来碧桂园在房地产开发的链条上几乎扮演了自上而下的所有角色，包括设计、建筑、装修，也包括自建沙厂、水泥厂、砖厂等等。

这种要吃光完整产业链利润的行为在杨国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外人看来，却可能是满纸的“贪婪”。

2007年的碧桂园招股书很快就带来了一场大麻烦，这就是当年著名的碧桂园“地价门”事件。2007年10月底，国土部专案组着手调查碧桂园在重庆长寿区超低价拿地的事情。11月，碧桂园又被媒体曝出在湖南张家界、内蒙古乌兰浩特等地零元拿地的事情。

一直以来，吃瓜群众们接受的市场教育都是“高地价导致了高楼价”，然而碧桂园“零元拿地”事件一下子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于是那一年“地价门”事件被媒体炒爆，就连当时一纸风行的权威媒体《南方周末》都对此事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2018年，社会舆论对碧桂园的高周转模式提出强烈质疑，但碧桂园的反应速度并没有很快。这一次，多个碧桂园楼盘出现施工问题，轰然倒塌，并且带来的人命。此时，人们又惊奇地发现，原来碧桂园连工程监理市场都是自己做的，这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玩法不出事才是奇迹!也不知那个在2017年春晚上霸屏打广告的，碧桂园新加坡旁森林城市，进展如何了?

在碧桂园发生多起工程事故之后，杨国强并没有第一时间道歉，而是选择了给曝光这一系列事件的媒体发律师函。到了实在顶不住舆论压力的时候，碧桂园组织了今年中国最“搞笑”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虽然总裁鞠躬道歉，但是杨老板并不是选择道歉，而是说：“我是天下最笨的人!”

舆论哗然，又爆出香奈儿和大红包作为车马费，给市场又带来一个新的冷笑话。

在8月3日的的碧桂园新闻发布会上，杨国强对媒体说：

“我希望为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有6000元/平米左右的房子，农民工买得起供得起。不是说我想不想做老大，而是我想为什么不能为中国城镇化(贡献)。我是18岁连鞋都没得穿的人，我希望这些农民工能买得起房子，有教育有交通。你们去碧桂园城镇项目看看，它对国家的现代化、城镇化有没有贡献?我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比较、参观，看看是不是碧桂园值得存在，为国家现代化做贡献。”

“我花的钱不是我的，做的东西不是自己的。我每天都在为社会更好而忙，我是天底下最笨的人。”

“本来我可以去亚马逊漂流，跟着房企大哥去爬珠穆朗玛峰。结果我每天每天，赚的钱不是自己的，做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还要做农业，机器人。我现在变成小学生，每天还要学习机器人，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自己在家写毛笔字，写‘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这是一个绝妙的问题!

中国铁路的标准轨距是1435mm，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尺寸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一定是经过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复测算，最后确定下来的最科学最合理的尺寸，然而真相并非如此。选择这种轨距的原因是，美国的轨距也是1435mm。

那么美国的轨距为什么选择1435mm呢?这和美国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任何关系，定这样的尺寸只是因为英国人也是这么定的。

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定?难道是英国工程技术人员测算的?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英国的铁路是由建造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1435mm相当于四英尺八英寸，正是有轨电车所用的规矩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最早来自于马车的轮距，因为最早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他在造第一辆有轨电车时就沿用了马车的轮距。那么马车为什么用这样的轮距呢?这是因为古罗马人造的罗马战车的宽度就是这个标准。

 那么古罗马人为什么选这个标准呢?真实的答案又是一个冷笑话，因为四英尺八英寸恰好相当于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

这就是人类路径依赖症的标准模版。千万不要小看这种路径依赖的力量，下次你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太空飞船立在发射台上的雄姿时，你留意看，在它的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这些推进器是由设在犹他州的工厂所提供的。如果可能的话，工程师会希望把这些推进器造得再胖一些，这样容量就会大一些，但是他们不可以。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后，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路上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的宽度宽了一点点而已，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火车轨道的宽度是由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两千年前的马屁股居然决定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系统的设计，这看起来有些荒谬，然而就是事实。

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杨国强们是怎么变笨的呢?

1978年的改革开放距今已经有四十年之久，四十年对于历史来说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半辈子的人生。这四十年是中国五千年中变化最快的四十年，而且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就连90后都觉得，稍不留神自己就落伍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时代的机遇属于杨国强这个类型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是他们有胆子。正如王健林所说：“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那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无论是高知还是文盲，只要有胆子下海搏击，都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然而时代的气息瞬息万变，四十年虽短却已经沧海桑田，进入新世纪以来，光有胆子是远远不够的，文盲创富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如果继续戒除不了自己的路径依赖症，那么即便是一流的名企，也随时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是2018年了，中国吃瓜群众们早已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对于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杨国强们的思维方式或许依然停留在80年代，因此场下出现一片嘘声纯属正常。至于杨国强本人，他现在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逻辑框架里不能自拔，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此时的他，确实是一个“天下最笨”的人。

结语

80年代下海创业的中国企业家们如今都到了和杨国强差不多的年纪，他们的生存状况都有些神似，因此杨国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过去四十年中，这批人凭借过人的胆量，抓住历史机遇，成为了超级富豪，但本质上他们都是特殊时代造就的草莽英雄，他们在胆量之外的其他方面并没有给后来人留下与物质财富相匹配的精神财富。而中国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对于社会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于许多财富人物的反思都是很有价值的，这种社会思潮本身反映出来的现实问题是：中国超级富豪们在暴富的同时，是否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做了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贡献?给公益事业做捐赠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超级富豪们的企业倡导的是何种的社会价值观。

四十年社会财富的累积让中国民众开始思考基本生存之外的事情，这是极好的社会转变，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却有许多人在财富迷宫中迷失了自我，于是杨国强会闭门在家里一遍一遍地用毛笔在纸上写“为了什么?”

经过四十年，那些为赚钱而赚钱的富豪，是时代记不住的，他们应不值得后辈企业家们效仿，青年企业家们需要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是：“我们在创富的同时该去树立怎样的企业价值观?”

只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的企业或许才能长青于下一个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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