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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亏损不良高企资本现缺口：农商行到底怎么了？
利润亏损、不良高企、资本现缺口：农商行到底怎么了？
不良率或关注类贷款占比超过20%，资本出现大量缺口。作为商业银行中最为弱小的梯队，农商行正在面临空前的压力。
6月29日，一则关于贵阳农商行的评级报告，再次引起了高度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高达19.54%，同期逾期贷款高达103亿元，占比接近26%。到2018年3月底，该行不良率仍然高达13.86%。
贵阳农商行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虽然不良贷款高企，但该行2017年仍然盈利。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农商行已经出现亏损，比如广东一家农商行，仅2017年上半年就亏损超5亿元，相当于此前两年净利润的1.1倍。
相对于利润亏损，居高不下的不良率对农商行的威胁更大。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个别农商行的不良率超过26%。有些农商行不良率虽然低于4%，但2018年一季度的关注类贷款占比已经超过20%。
与不良率相伴随，部分农商行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缺口，已有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低至1%不足到2%~5%的水平，最低的甚至已为负数。以贵阳农商行为例，剔除二级资本债之后，2017年底资本充足率为-1.47%，拨备覆盖缺口51.75亿元。若要补足缺口，必须补充资本。
利润大幅亏损
营业利润、净利润出现亏损，在农商行中并非新鲜事。自2013年以来，多家农商行便已出现大额亏损。
根据吉林蛟河农商行4月27日披露，2017年全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3.44亿元，同比减少约1100万元；营业支出6.3亿元，收支相抵亏损近2.9亿元，计入投资收益等项目之后，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为亏损1.34亿元、1.32亿元，2018年一季度则亏损848万元，净利润合计亏损金额已达1.4亿元。
此前的两年，蛟河农商行仍在盈利，但已出现负增长迹象。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该行营业收入分别为4.25亿元、6.0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2亿元、1.16亿元。在营业收入方面，该行去年的下降幅度已经接近45%。
尴尬的是，蛟河农商行的利息收入已经入不敷出。2017年，该行利息收入约3.3亿元，支出却达4.75亿元，亏损额达1.45亿元。同期其他收入中，只有从联营机构取得的投资收益较多，金额约1.7亿元，其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只有980万元。
蛟河农商行为县级农商行。作为商业银行中最后一个梯队，农商行的利润亏损并非个别现象。而从该行的情况，也可看出农商行群体较为普遍的生存困境。
更早些时候，地市级农商行同样出现了亏损。连云港东方农商行2013年年报显示，该行当年营业收入4.63亿元，利润总额170.14万元，营业利润亏损49.3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亏损162.56万元。
上述两家农商行的亏损金额，在农商行中并非最多。2017年7月，万和电气曾披露，其持股8%的揭东农商行，仅当年上半年，就出现了5.19亿元的巨额亏损，同比降幅高达662%，连累万和电气同期投资收益也同比大幅减少约4890万元。
对揭东农商行来说，上述亏损非同小可。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行总资产约为203亿元，股东权益为15.8亿元，营业收入仅为6.9亿元。虽然去年全年最终扭亏，但净利润也只有848万元。而在2015年和2016年，其净利润分别为2.6亿元、2.14亿元，相当于仅仅2017年上半年，就将亏掉了此前两年1.1倍的净利润。
部分农商行净利润虽未亏损，但也出现了利息收入亏损的情况。山东沂水农商行年报显示，2016年、2017年，该行净利润2.08亿元、1.4亿元，利息收入分别为6.21亿元、7.78亿元，支出为7.53亿元、7.84亿元，分别亏损1.32亿元、664万元；若非实现投资收益7.04亿元、6.14亿元，该行或已连续两年净亏损。
当地监管数据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山东银监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山东中小法人银行机构资产利润率分别下降0.13个百分点、0.17个百分点。2017年，当地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实现利润207.7亿元，同比少盈利27.2亿元。
不良贷款高企，个别不良率超20%
相对于利润亏损，对农商行来说，更大的危机来自于资产质量不断恶化，而导致的不良贷款规模、不良率攀升。
蛟河农商行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该行贷款余额为34.4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约1.1亿元，不良率为3.18%，比上年底上升1.02个百分点。到2018年3月底，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与年初相近，但不良率上升至3.19%。
在农商行群体，上述不良率本不算高。但居高不下的关注类贷款，却让蛟河农商行面临巨大压力。数据显示，2017年底，蛟河农商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6.65亿元，占比超过19.3%，比上年底上升8.22个百分点。今年3月底已上升至7.19亿元，占比超过21%。如此类贷款继续劣变，其资本充足率将进一步下降。
不良率高于3%的农商行，几乎比比皆是。公开数据显示，连云港东方农商行、山西侯马农商行、安徽望江农商行等多家农商行，此前的不良率都曾达到10%以上。如今虽有所下降，但仍在3%以上，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东方农商行2013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底，该行不良率高达26.76%，2012年底也达到13.02%。根据可查数据，2015年、2016年底，其不良率为4.71%、2.99%，2017年9月底则为3.49%，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迹象。
望江农商行情况与之相近，最近三年来，望江农商行的不良率一直维持在3%以上。根据公开披露数据，2015年至2017年，该行不良率分别为4.64%、3.4%、4.19%。虽然下降明显，但仍然处在较高状态。
而部分农商行的不良率目前仍接近20%，甚至已经逼近30%。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6月29日披露的一份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底，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78.43亿元，不良率达到19.54%。而在上年同期，这一数据为4.13%。据此计算，该行去年底的不良率相当于上年同期的4.7倍，同比大幅上升了15.41个百分点，同比增幅高达370%以上。
相关数据还显示，截至去年底，贵阳农商行逾期贷款达103.64亿元，同比下降9.41亿元，占比达到25.82%。到了今年3月底，其不良贷款余额为58.97亿元，比去年底下降19.46亿元，不良率为13.86%，降幅为5.68个百分点。
侯马农商行的不良率，还远远超过贵阳农商行。根据2016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截至2016年9月底，侯马农商行不良资产率达5.8%，不良率高达13.83%，比上年底的2.99%，环比上升了10.84个百分点，增幅高达390%左右。根据相关数据测算，2016年底，其不良率已上升到28.34%。
侯马市政府网站的一份文件显示，2017年8月，为帮助侯马农商行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当地政府还成立清收处置侯马农商行不良贷款专项行动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协调该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由副市长担任组长，当地多个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参与。
第一财经获得的年报数据显示，2017年底，侯马农商行总资产为106亿元，贷款余额54.8亿元，表内不良贷款余额14.4亿元，较上年减少1.3亿元，不良率虽然比上年底下降2.06个百分点，但仍然高达26.28%。
频现严重资本缺口
随着资产质量的恶化，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已经严重危及部分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有些农商行已出现贷款损失拨备、资本缺口，补充资本迫在眉睫。
目前，蛟河农商行资本已严重不足。截至2017年底，该行风险加权总资产为67.8亿元，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只有3.5亿元左右，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充足率只有5.16%、5.16%，分别低于监管红线1.94个百分点和2.9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也仅为10%，低于监管要求0.1个百分点。根据《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渡期安排相关事项的通知》，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在2017年底应达到7.1%、8.1%和10.1%。
到2018年，蛟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继续下降。截至3月底，该行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充足率，已经进一步下降到5.12%，比上年底下降0.0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0.14%，则比上年底略高。
贵阳农商行的情况更严重。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该行资本充足率仅为0.91%，比上年末的11.77%下降10.86个百分点，降幅高达91.5%；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34.5%，比上年同期的161.25%下降126.75个百分点，降幅亦达79%左右。
由于不良贷款规模过大，贵阳农商行已经出现贷款损失准备、核心一级资本缺口。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该行总资产为717.55亿元，实收资本23.9亿元，净资产为43.8亿元，低于不良贷款余额，贷款损失缺口则高达51.75亿元。
资本充足率指标方面，该行已经远低于监管红线。根据前述中诚信的评级报告，截至2017年底，贵阳农商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净额为-7.28亿元，计入12亿元二级资本债之后，去年末的资本净额也只有4.71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1%、0.91%。
山西侯马农商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年报披露数据，截至2017年底，该行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资本充足率均为1.98%，比上年的2.15%下降0.17个百分点，均远低于监管要求。而在2013年至2015年，该行资本充足率均在12%以上。
若要补足缺口，即必须补充资本。2013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底，连云港东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为-4.56%，核心资本12.8亿元，净额-3.47亿元，不良贷款余额20.56亿元。2017年9月底，其资本充足率为11.7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0.58%。
资本充足率的回升，与不良贷款处置、补充资本有关。2013年底，东方农商行注册资本为5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20.56亿元。到了去年9月底，其贷款余额101.3亿元，对应的不良贷款约为3.5亿元，注册资本则增加至6.77亿元。
消化不良贷款，需要漫长的时间，也会侵蚀银行大量利润。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间，东方农商行净利润只有200万元、800万元、8400万元，2017年前三季度，则只有1200万元，资产利润率分别只有0.02%、0.03%、0.54%、0.09%。
管理薄弱屡发大案
部分农商行陷入不良贷款高企、利润亏损的困局，与其经营环境、治理结构、风控等多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农商行从农信社重组过来之前，都会清理不良贷款，但当时很多逾期90天以上的不良贷款，可能并没有算进来。”华南某地方银行人士说，如今监管对逾期90天以上贷款容忍度降低，并且严禁不良贷款虚假出表，导致部分农商行不良贷款高企。
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农商行的经营地域也较为狭窄，大多在所处的地级市、县的区域内，受当地经济、经营环境影响很大。某地方银行人士称，农商行的贷款受当地政策影响较大，地方政府介入程度也较深。这些外部因素变化时，会对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
“前段时间一些农商行过来交流，说到这个问题也很苦恼，很多贷款它们也不想做，但当地政府要求做，不做又不行。”该地方银行人士称，农商行的业务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或某几个行业，其中个别行业出现问题，比如农业领域，一旦发生灾害或农产品价格波动，就会产生不良贷款。
更为重要的是，治理结构、风控水平、人员素质等因素，也对农商行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农商行相对封闭，基础薄弱，治理结构、风控不完善，加之人员素质不高，往往导致不良贷款出现，部分农商行甚至屡次违规经营。
最近两年来，蛟河农商行屡次卷入金融大案。2016年，邮储银行武威文昌路支行爆发原行长违法违规套取理财资金79亿元、挪用30亿元大案，蛟河农商行就曾卷入其中。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新世纪”）出具的评级报告，该行先后在该理财产品上投资30亿元。
此外，侨兴债违约事件中，蛟河农商行也“触雷”。上海新世纪评级报告显示，2016年，该行以6.01亿元投资陆家嘴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应收账款信托，其中3亿元已于2017年10月到期，并且出现违约。另外3.01亿元将于2018年9月到期，而且担保方广发银行惠州银行拒绝履约。
在这两起大案中，蛟河农商行均被监管认定为违规。今年1月27日，因在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中的违规行为，蛟河农商行被吉林银监分局合计罚没7447万元。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月8日，上述两笔共计36亿元的投资，该行尚未计提。
部分农商行频发道德风险。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5年2月至2017年6月，湖南某农商行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借用、冒用他人名义，私自制作贷款资料，违规审批并发放贷款44笔共671万元，其中617万元被其挪用。此外，山东、江苏等地的农商行，也出现了员工以揽储为名诈骗资金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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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财网
侯马市：环境治理开启生态文明新画卷
今年以来，侯马市以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环境水平为核心，推进环境治理工程，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补齐环境短板，推进绿色发展，为建设绿色、宜居、开放、文明新侯马提供坚实的环境支撑。
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上台阶
该市环保局紧紧围绕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突出抓好大气污染防治、重点流域水环境整治、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完善工作机制、夯实环保基础，严格环境执法，引深环保宣传，为全市环境质量保持了稳定趋好与良好局面。
一是把污染减排与生态环境治理攻坚行动有机结合；二是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细化管理减排措施；三是严格执法国家产业政策，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强力实施结构减排，完成好上级下达我市的年度污染减排任务指标。同时，按照上级三年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工作要求，制定切合我市实际的工作方案，有序开展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年度阶段性工作任务，为做好污染减排奠定良好基础。
同时该市发改经信、中小企业、住建、交通、交警等部门都按照管控和调度令要求，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并且加大了巡查力度，都能尽职尽责落实到位。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市大气办牵头协调组织多次“零点行动”，实施夜查，强化应急减排管控。
补齐短板打赢治污攻坚战
侯马市根据《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要求，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工业深度治理，实现高标准的达标排放。按照分类处置原则，严格落实“散乱污”企业的清理整顿，对取缔的企业实施“两断三清”，对停产治理的企业要完善各种相关手续，治理完成后经相关部门验收后方可恢复生产。
同时，积极推进清洁取暖工程，加大散煤替代力度，完成燃煤小锅炉“清零”任务，全力解决煤烟污染问题。全面推进涉及VOCs排放企业综合治理。加快重点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全面加强扬尘污染治理，降低PM10浓度，推动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为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做好前期准备。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监测工作，为开展土壤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完成全市农用土壤无污染状况详查，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的影响。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工作。
立体宣传蓝天碧水新画卷
他们推进生态环境攻坚行动各项整治工程为主要内容，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重点企业用版面展示治理成果；以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环保志愿者及影协、曲协等社会组织开展“环保十进”活动；以“环·邮三晋播种绿色”为主题，开展环保进校园教育活动，展示书信大赛、环保明信片、邮票设计大赛优秀作品；以“保卫蓝天”为主题，开展万人签名活动；以专题培训、送法上门、新闻宣传、咨询等方式，学习宣传《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利用微信“随手拍”平台，在侯马电视台中曝光环境污染行为，打造便民服务通道，解决民生诉求，回应社会关注；以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宣传重点，刊发省市县重点刊物，努力营造出良好社会氛围。
生态文明新画卷已开启。侯马市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黑臭水体”歼灭战、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造就百姓的“绿色梦”。
乔勤 毛栋慷 秦明忠
山西：侯马市委书记王煦杰对市区道路建设工程进行调研
11月2日，侯马市市委书记王煦杰对市区道路建设、改造工程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卢正中，副市长王勇陪同检查。
王煦杰先后实地查看了刚刚竣工通车的浍滨街和正在施工的海军街北延、程王路东延工程。与相关负责人现场交流，听取有关建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道路建设存在问题和困难。
王煦杰在调研中对浍滨街道路改造工程提前竣工通车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海军街北延、程王路东延工程的排水、亮化和绿化工程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他要求各有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牢固树立时间节点意识，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工计划。要加强协调联系，密切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及时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确保工程质量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施工进度，将道路建设工程打造成城市亮点，让人民群众满意。
侯马市“四字诀”推进示范点建设 精心谋划
压实工作责任突出“推”。该市市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部署学习教育，组织两次专题学习讨论。带头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带头讲党课11人次，带头深入包联指导点56人次。精心布局、精准选择，33个示范点覆盖了该市各层级、各领域。
唱响党支部主角突出“学”。创新形式，形成“四微四讲四考”学习法，推进了学习常态化长效化。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发布微党课、微动漫、微视频、微体会，推送学习内容1.5万余条；党课由党支部书记面向党员讲、理论专家深入基层讲、先进典型以身示范讲、普通党员联系实际讲，把党课从讲台搬到田间地头、转到生产一线。
强化知行合一突出“做”。开展“党建+美丽乡村”活动，3700名党员志愿者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清理清运垃圾15000余方，粉刷墙面10余万平方米，创建党建特色文化街道13条。3833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开展“三亮三诺三服务”活动。组织机关、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领域党员争做服务标兵，争当窗口明星，设立党员先锋岗856个。
从严从实推进突出“促”。一个月召开一次调度会，集体会诊，发现问题，寻找对策；一个季度召开一次观摩交流会，点评指导，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半年一次“回头看”，查缺补漏，建立台账，及时整改。派出8个督导组，对学习教育涉及的8个方面30项内容一一列出清单，每月对各单位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改进。（通讯员 董建峰 方国）
兰州一小学教师直播课堂教学引争议
80后青年教师黄超怎么也没想到，因为在网络上直播课堂内容，自己一夜间成了“网红”，迎接他的虽然有鲜花和掌声，但也有很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很多家长反映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给孩子辅导。”秋季刚开学，在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小学，经与家委会商议，二年级语文老师黄超将时下最火的直播搬进了课堂，在映客上分享自己执教班级的上课情况。
“黄老师要进行课堂直播。”消息一经传开，300多名观众涌入直播间，短短40分钟内，参与直播的家长不断“点亮爱心”、送出“映票”。黄超也经历平生第一次大规模“涨粉”，一下收获100个粉丝。
进行第三次直播时，有网友将直播课堂的信息转发到微博上，令黄超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课堂直播引起了广泛争议，他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快，课堂直播活动被校方紧急叫停，所有上传视频也一并下架。
有人为创新点赞，有人提出种种疑虑
在尝试课堂直播时，为了确保效果最佳，黄超早早在讲台上固定了手机摄像头，保证整个教室的场景都能容纳在内。此外，他还再三完善教案、设计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努力呈现完美的课堂效果”。
“直播上课对我也是挑战。”一堂课下来，已有8年教龄的黄超也难免有点紧张。他发现，“课堂效果不错，学生觉得有家长关注着，上课更加认真。”
“朗读课文时声音洪亮，举手也更积极了。”在第三节直播课堂，学生家长林一这样评价儿子课堂表现，在她看来，这些改观源于课堂直播后自己对孩子的及时引导。在第一次观看直播时，林一发现儿子一直不敢举手回答问题，她专门抽出时间，与孩子谈心，成功化解了因预习不足不敢参与教学互动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家长都和林一一样，觉得课堂直播有价值，因为直播平台的商业属性，甚至有个别家长对黄超直播的目的产生怀疑。
“是不是我不刷礼物，老师就不好好照顾孩子了？”黄超班上的一名家长告诉记者。这名家长还指出，家里老人还会反复观看课堂直播的视频，对孩子的错误盯着不放，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
网友留言也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为黄超的大胆创新点赞，有人则针对课堂直播提出种种疑虑。
“班里都是小孩子，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随便截图，了解孩子的信息后，有可能存在安全威胁。”有家长直言自己的担忧。
也不乏有人将黄超这一举动定义为“变相”收礼。看到网上的激烈争论，处在舆论漩涡中的黄超感到一丝悲伤。他有些坐不住，便拿出手机，在微博写下一条简短的情况说明：“直播经过家长同意，并未影响上课质量。”
最让黄超感到委屈的是“借直播敛财”的说法，他对记者表示，3次直播获得的礼物兑换成现金仅有12元，其中贡献最大的“土豪”是同一课题组的一位同事。记者仔细观察发现，在课堂直播过程中，黄超与参与家长没有互动，课堂的主角始终是全班学生。
黄超所在的西固福利西路小学回应称，校领导班子集体约谈黄超后，双方已达成共识，将即刻停止课堂教学直播活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同时，该校声明也强调，黄超善于创新课堂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出发点是好的”。
课堂直播被叫停，黄超没有太在意，他仍然在课余翻阅资料，寻找录播案例，与同事交流，思考如何让家校共建成效最大化，切实提升教学效益。
“互联网+教育”究竟该如何实践
当下直播在各行各业兴起，却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反应平淡。
小学教师何文文明确表示不认同课堂直播。“能直播的往往不是课堂实录，是公开课，是作秀课。”何文文还认为，用摄像头来替代教师营造课堂教学秩序，是“懒政”的体现，不利于教师自身在引导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律方面进行探索。
“不一定要直播，家长想了解孩子渠道很多，比如和教师通过班级群直接沟通，或者在家长开放日走进课堂。”何文文会在家长群里不定期上传学生课堂上的照片、参加活动时的视频，并和家长就孩子情况进行沟通交流。
在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院长郭绍青看来，直播课堂已经不是一个“新名词”，目前教育部已经面向农村地区实施同步课堂，利用直播技术解决农村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
郭绍青直言，能不能借助直播进行家校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模糊的命题，还要明确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直播、如何直播等问题。
“教育系统应该主动作为，建立支持保障队伍，对教师的创新方案有一定的审定制度以及相关的技术保障，这样才能让家校互动真正落到实处。”郭绍青说。
教育领域专家熊丙奇则建议，教师要更多尊重课堂参与者的权益，在得到学校以及学生、家长的同意后进行课堂创新，进而实现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有效辐射。（马富春 实习生 王豪 卢梦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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