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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来自东中西五个县市的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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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曹煦｜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时间回到5年前。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在这个武陵山腹地的偏僻苗寨里，习近平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这5年间，精准扶贫推进了时代进程，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个“十八洞村”的命运得到根本性改变。2012年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7000万，相当于每分钟至少有26人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减少了153个。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这组数据创造了中国奇迹，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史无前例地写入党章，勾画了新时代“三农”蓝图。实现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而乡村振兴则为全面脱贫、全面小康提供了永续保证。习近平曾指出，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11月25日，在精准扶贫首倡五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周刊》特别举办全国县域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经验交流会。座谈会上，多位中央部委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有代表性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共同交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探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创新举措及发展路径。
选择发展优势产业
如何选择、发展、壮大当地的优势产业，始终是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主政者面临的共同困惑。
四川省乐至县县委副书记刘建华坦言，发展什么产业，谁来发展，走什么样的路，这正是困扰他们的问题。
湖南省新化县县长左志锋说，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家大量的扶贫政策养了一部分懒汉，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等靠要”的思想，一些县的扶贫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运用发挥好，带动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现状问题。
“贫困县要摘帽，如果经济不发展，摘了帽那也是假的。”一位县级官员直言不讳指出，脱贫攻坚一线的许多干部都很迷茫，国家给的政策太多，给的资金也非常多，但怎么用，很多县没有思路。不知道未来能不能持续？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儿？
座谈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说，差异化的产业定位非常关键。他举例说，有一个省所有的县都种核桃，产业化怎么办？
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位专家的讲述则更为具象：现在有不少地方扶贫产业发展遭遇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业同质化，例如集中搞养殖业、种植业。“这个乡、那个村都说自己有特色，一个县都是一样的，盲目追求产业规模，这样的产业难以发挥持续脱贫的作用，甚至有些产业最终给农户反而造成了惨重损失，这种例子很多。”
“产业竞争力不强，带动就业能力弱，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副司长张庆安说。（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座谈会上，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位专家多次提醒说，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既要围绕现代农业做文章，也要发展非农产业。
安徽省贫困县界首就是依靠工业的高速增长，使贫困发生率在4年之内从9.73%降至0.91%，还成为了全国唯一创建国家高新区的贫困县。
界首市市长何逢阳说，他们一直在探索脱贫攻坚当中高质量、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措施。他认为，界首已经逐步在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实现了科技创新对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和带动。
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副司长张庆安曾到湘西挂职支援扶贫两年，经常跑贫困地区，他发现，干部思想的开放和创新是最大的原动力。“靠强刺激，靠督导、督战，可持续性并不太好。大部分基层干部都是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督查就干，不督查就不干。这就特别需要地方主要领导的思考和创新，思想不开放真不行。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同样也曾在湘西挂职支援扶贫的农业农村部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法军深有感触：“贫困县当地发展产业，如果没有一大批能人，很难发展起来。”
值得欣慰的是，县一级的主政者们正表现出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的趋势。当天交流会上的5位地方主政者中，3位是博士，均为75后。这些年轻的县级主政者，不仅思想、观念开放，而且善于思考，敢想敢干。作为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主官，这一点无疑很有裨益。
乡村振兴，人从哪里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解读说，让企业家和精英从城到乡，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座谈会上，县级官员们一致认为：靠没有走出过农村的人实现乡村振兴并不现实。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而且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农村人口的“流失”和农村的“空心化”在持续提速。以四川省乐至县为例，30余万人常年在外务工，空心村较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因此面临一系列难题。
“像乐至这样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解决人从哪里来的问题。”据乐至县县委副书记刘建华介绍，村上只有30%的人口在家里，基本上是“386199”（即妇女、儿童、老人）部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靠工商资本进入。
当然，工商资本的进入不能造成对农村资源的掠夺。“进来可以，但必须要带动老百姓致富，带动地方基础设施改善。”刘建华认为，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一定要解决利益连接机制问题，一定是带动而不是剥削。
江苏省溧阳市市长徐华勤介绍说，溧阳采取的方式是鼓励溧商回乡创业，溧商回乡创业项目吸引了众多能人回到溧阳。一些社会资本也相继跟投农业产业，把当地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这是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
新化县则是一方面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另一方面对原来的农民进行基本技能培训。“这在贫困县尤为重要，否则茶叶怎么种，豆腐怎么制？这些基本技术都需要专业的技能培训来实现。”新化县县长左志锋说。（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据农业农村部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法军介绍，农业农村部这几年加大了对定点扶贫地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每年都免费培养上千人次。培训地点安排在农村农业部遍布全国各地的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如江苏无锡的华西村、辽宁凤城的大梨树村、陕西延川的梁家河村等，“这些地方的产业发展很有特色，值得学员学习借鉴。很多学员回来了，都活学活用所学知识，加快了本地产业发展步伐，成为产业脱贫的领路人。”孙法军说，农村培养出来的人是留得住的，这批人也是将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而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看来，“外出打工以后又回去的人才很重要，土生土长更为可贵，因为他对当地的情况了解，也有感情。”
土地问题如何破解？
在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人、钱、地”三要素中，地的问题或许更为复杂。
溧阳市市长徐华勤直言，如果不把宅基地市场价值充分挖掘，让农民在宅基地用益物权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吸引更多的资本到农村去，那乡村振兴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另一位县级官员介绍，该县的土地后备资源非常多，“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每年拿10个村整理，要60年才能整理完，但我们需要政策的支持，通过顶层设计改变禁锢农村主要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
多位县级干部认为，若不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让更多的人和资本到农村去的目标就难以达到。
“宅基地问题比较复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他相信，未来随着宅基地改革进一步深化，通过本集体以外的人来运营，进一步彰显闲置宅基地价值的空间仍然存在。
地方也不乏土地改革探索的经验。例如，广东省肇庆市对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乡村振兴当中，我们碰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首先破解的就是土地问题。”肇庆鼎湖区区委书记陈宇航说。
他在座谈会上分享的是肇庆新区以股份化改革实现农民土地资本化的探索。他们通过“两级土地股份化”改革，建立了公有制框架下“集体入股国有”混合所有制形态，使村集体能够以股权形式持续地享有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陈宇航说，他们力争走出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新路子。
“工业改到深处是产权，农业改到深处就是土地。”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说，土地流转是一篇大文章，所幸，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破题。
城乡融合是必由之路
叶兴庆坚定地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持续减贫乃至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溧阳市市长徐华勤的经验心得。在他看来，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把城乡融合问题解决好了，乡村振兴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方向。”
他认为，县域作为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最能体现城乡融合的程度和水平。
而城乡融合发展首要的则是产业融合问题。“现在发展农业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主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是要更好地去适应城市居民新的需求。”叶兴庆强调说，乡村并非只适合搞农业，乡村产业已经走向多样化，比如，高端休闲、康养等新产业，而电商业态的到来，则使市场交易半径无限扩大。
从徐华勤的经验看，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一定是城市产业到乡下进行，“乡村振兴要围绕城市转，不能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单独来玩，玩不通。”
他主政的溧阳，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下乡的休闲经济，去年溧阳市858亿的GDP，休闲经济占了8.7%；二是进城的电梯安装产业，中国70%的电梯安装是溧阳人或者溧阳人所控制的公司做的，溧阳乡村农民收入的40%来源于此，GDP的40%来源于该产业。
在徐华勤介绍完之后，叶兴庆颇为兴奋地说，以县为单位，开始往城乡融合这个方向走，这是非常好的绩效。
关注2020年之后
当下，已经到了脱贫攻坚最关键的时期。
“这个阶段，成绩很大，但问题也很多，任务非常艰巨，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副司长张庆安介绍说，目前为止，全国还剩下3046万人尚未脱贫，仅广西、贵州、云南3个省区合计贫困人口就达820万人，基本都是荒漠化、沙漠化地区。（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这些地方的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虽然没有纳入到深度贫困地区，但新化县县长左志锋表示，他们的任务远比深度贫困地区还重。“全县农村公路达到一万多公里，需要加宽、改造等任务极重，这十分罕见。”
尽管任务艰巨，左志锋说，新化县将在2019年底整体摘帽。而在张庆安看来，全国2020年全部脱贫也没任何问题。
但是，2020年以后怎么办？这几乎是扶贫攻坚战中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2020年以前的扶贫攻坚，依靠的是密集的政策支持，密集的资金投入，密集的人才进入。我们全县81个村，共有2000多名干部在扶贫一线，2020年这些人员要回来，怎么办？”一位县级官员表达了他的担忧。
“这些扶贫干部怎么办？内生动力怎么激活？造血功能怎么增强？”这位官员担心的是，扶贫工作队撤回来后，村上的干部能不能干好？产业能不能管控好？合作机制还能不能持续发挥生命力？农二代、农三代都不愿意回农村，有“三农”情怀的人愿意参与乡村振兴吗？
“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我们也在想持续发展的问题，政策设计非常重要，还得靠市场导向和政策作用。”多位与会地方官员认为，国家层面需适时推出扶贫后续政策的顶层设计。
上述国家发改委专家的发言对地方的主政者们稍有安慰，这位专家表示：“贫困县摘帽以后，现行一些政策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得解决稳得住的问题。”
当然，产业是最有效、最稳定、最长远脱贫的根本保障。
这是当天交流会上的共识，也是全社会的共识。
肇庆新区：乡村振兴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邹松霖|北京报道
广东肇庆鼎湖区委书记陈宇航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肇庆新区的乡村振兴是从最棘手的土地问题开始破题的。
“我们考虑，首先要从土地政策入手。乡村振兴的基础制度保障是土地制度，如果土地制度没有用好的话，乡村振兴就是空中楼阁。首先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就为乡村振兴打下了一个基础性的制度保障。”肇庆市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宇航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肇庆新区对土地股份化改革的探索是乡村振兴很好的起步。
在过去的几年，肇庆新区逐步探索出了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出路在“两级土地股份化”改革
肇庆新区对土地股份化改革的探索始于市委市政府6年前的一个重大决策。也可溯源至2008年，肇庆迎来的历史机遇。
2008年，广东省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纲要对广东省境内珠三角地区范围重新框定，并提出一体化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这给了肇庆新的历史机会。原来肇庆只有西南个别县、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珠三角地区，从2008年规划纲要开始，肇庆市全域被划入珠三角地区，享受政策红利。（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在政策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探索、调研，2012年，肇庆市发布《肇庆新区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决定高规格建设肇庆新区，目标是使肇庆新区成为广东面向大西南枢纽门户城市的主载体。
建设肇庆新区，是肇庆抓住机遇、乘势发展的最大一招。
陈宇航认为，建设肇庆新区，是除了改革开放和肇庆建市以外，肇庆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时点，是肇庆的新改革元年。
然而，政策拿在手中，第一步就要“啃硬骨头”。
根据《肇庆新区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的要求，新区建设项目所在地鼎湖区须在几年内完成8万亩土地的征收任务。
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处理不好，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难题倒逼着肇庆改革。
“我们是不得不这么干，被倒逼着走上改革这条路。”陈宇航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在新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不得不面对土地征收这道坎。但是按照传统的工作方式又做不成，所以“鼎湖区所能做的只有积极探索”。
在想明白、也坚定了“核心是利益，根子在制度，出路在改革”的工作思路后，肇庆市委市政府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通过“两级土地股份化”改革，建立公有制框架下“集体入股国有”混合所有制形态，使村集体能够以股权形式享有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具体的改革办法是：
首先，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村级土地资产管理公司，由各村民小组以其全部土地入股，股东为村民小组。通过土地入股，实现土地资本化。
其次，成立肇庆新区土地总公司，村级土地资产管理公司以全部土地入股，占公司股权20%；肇庆新区管委会以土地整理、开发、运营的各项投入入股，占公司股权80%，并制定股权“防稀释条款”，约定村级公司所占股份不因任何原因发生稀释。通过公司化改造，实现共享土地开发增值收益。
再次，村级土地资产管理公司20%股权中，8%留在总公司，享有股权分红收益；12%股权折成可经营的商业设施，将物业经营权和收益权给予村级公司，集体经营。以此解决农民的收入来源、城市再就业和可持续发展难题。
最后，为全体农民设立个人社会保障账户，由土地总公司填实社保缴费12年，由村级土地合作社填实缴费3年，其余缴费由个人自理，使农民即时享受市民标准的医保和养老保险。集中规划建设若干大产权安置小区，通过宅基地换城市住房，实现农民放弃农村户籍，向市民身份转变。
陈宇航认为，通过实施“两级土地股份化”撬动城镇综合配套改革，系统解决了农村土地属性不统一无法统筹利用的问题，也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从被质疑到“有车有楼不如彭寿户口”
真正启动征地是2013年。
先从试点村突破，再全面推进。
鼎湖区广利街道的彭寿社区（原彭寿村委会）在算清了征地账之后，决定支持政府工作，率先做了试点，村集体5500亩地一次性实现了股权合作。
彭寿社区征地谈判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区焕光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算土地改革这笔账：“征地改革前，彭寿村每年的土地收益平均每亩约1000元、村集体人均分红约2000元。征地改革后，每人平均获得补偿10.6万元，后续收益包括商业设施租金和每亩约4000元的谷物保障，人均年收益约7500元。村里人均分红水平是原有分红的3～5倍。另外，土地入股后村里有了6万平方米城市商业用房，这可是12亿元的集体资产啊，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由此，彭寿喊出一句口号，叫“有车有楼不如彭寿户口”。彭寿村也从试点村，发展为示范村。
这是征地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彭寿村开始，后面的征地工作全面加速。
当政府给彭寿村民付钱的时候，其他村就坐不住了，他们发现政府给了这么多钱，就纷纷开始写申请，希望把自己的地也征收了。
陈宇航说，在肇庆，村民们主动按红手印，希望政府征收自己的土地，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从2013年开始，改革全面加速，现在通过这种方式征地、合作的土地已有8万亩，那是连片的50多平方公里土地。距离规划的10万亩左右目标已经较为接近，后面征地已进入到减量化阶段。
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新模式
肇庆市国土局原来的一位副局长曾感慨，“征地工作易引发冲突，我在基层工作时也被打过三次，可以说，做国土工作，如果没被打过，说明不尽责。”
对于这样的干群关系，肇庆并不满意。经过重新审视，肇庆确立了新的发展理念，在三个方面做出改变：
一是从原来对立的状态走向合作的状态。
陈宇航认为，回顾过去的工作开展，全国部分农村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 “把政府想象成甲方，农民是乙方，偏重于保护乙方权益，包括改革的方向、征地补偿价格、缩小征地范围、更加严格征地程序等，这个整体是好的，但是操作过程中大幅度增加了工作难度，政府征地越来越难了。”这些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却将政府和农民置于对立状态中，甲方的工作难度加大，乙方因此也没有实现更大的利益，最后土地的市场价值无法兑现，导致双方的利益都没能实现。
于是，在新区开发过程中，要改变原来甲乙双方对立的思路，而是让甲方和乙方坐在一起，变成合伙人，然后按照市场化的手段，遵从市场规律，双方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收益。由此，共建共治共享模式便取代了原来甲乙双方博弈或者对立的状态。（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二是从被管制的状态带动农民主动融入的状态。
肇庆在股权设计中，切换了广东原有的留用地政策，不再给留用地而是给予农民股权，股权最后可以兑换成商铺。
按照广东原有的留用地政策，征地后要留12%面积的土地给集体经营使用，但政策实行起来，效果不理想，并且易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温床。
肇庆把这12%的留用地兑换成与当时市价等值的商铺，商铺归集体所有。征地由政府来建设，杜绝了村干部预留用地的使用及潜在腐败隐患。同时也有利于新区未来实现连片规划建设，避免出现新的城中村和插花地。
而8%的永久股权是一个纽带，在未来土地投放市场时，土地的增值收益仍然有8%返给村集体。通过这样的土地入股，农民土地实现资本化，农民的命运和肇庆新区建设紧紧捆绑在一起共进退，成为“城市合伙人”，个人资产与城市发展一起增值，农民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充分保障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也解决了农村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三是从消极市民转向积极市民。
陈宇航介绍，在征地推进过程中，政府曾组织村民到外省参观，来到了某省一个农村进城示范项目。那里盖了很好的房子，农民穿着休闲在小区里散步、闲坐。政府代表对此大为赞赏，但同行参观的一位村干部看了则说，“这不就是混吃等死吗？”
为什么农民眼中看到的是这番景象？肇庆总结，是这个示范项目没有内在发展动力，没有可持续的发展收入来源。农民进入城市后，就业能力差，和原有市民没法比。这种模式只是把征来的地拿出一部分建设，把农民赶上楼、住在小区里，看上去生活环境建设得很好，但实际上农民就只剩下“傻坐着”了。
陈宇航认为，这种情况会带来消极市民，虽然给了农民好的待遇，但是心态却是消极的、被动的，因为自身没有很好的发展条件，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但肇庆的土地制度改革，因为还给村民商铺，能够培养积极市民，他们认为，“城市发展这事儿跟我有关，你（政府）赶紧干，干完之后我多挣钱，我多分红”。
肇庆新区第一批置换出来的商铺大概是3万平方米，要分给14个村集体。但是村集体们要求，不要分到村了。因为商铺的价值跟它的朝向、位置、采光、人流都有密切的关系，分配不均非打架不可。他们提出，每个村都成立一个村级的物业管理公司， 14个村的物业管理公司再成立一个新区的物业管理总公司，这里面都是村民、村集体的股份。总公司选举出董事会、监事会后，董事长自动兼任物业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村民提出，自己都是洗脚上田的人，不懂得怎么去运营这么大面积的物业，于是就聘请职业经理人和职业团队来运营。
“这就意味着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新的模式。”陈宇航认为，这正是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我们一直在探索脱贫攻坚当中高质量、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措施。界首已经逐步在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实现了科技创新对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和带动。
界首：从贫困县到国家高新区的探索之路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北京报道
安徽界首市市长何逢阳（《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博士市长何逢阳一直在寻找从政的意义。
带领80万人口的贫困县级市界首摆脱贫困，这一定是意义之一，但他认为还远远不够，如何实现持久的繁荣和振兴，这或是作为主政者更长远的命题。
不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界首从一个布满了沉疴旧疾的贫困县起步，探索出欠发达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路径，堪称县域经济发展的样本。
曾经的“小上海”沦为贫困县
界首是豫皖边界的一个县级市。抗战时期，由于交通闭塞，未受日军侵犯，上海、南京等城市商人纷纷迁往界首，一时之间，界首商贾云集，繁荣兴旺，故而有“小上海”之美誉。
解放初期，这个地方有烟厂、酒厂、电厂、造船厂、造币厂等等，工商业颇为发达。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沙河特曲、奇安特、北大富硒康等工业产品享誉全国，一时有“南有宁国，北有界首”之称。最辉煌时期，连续4年进入安徽省十强县。（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但在90 年代后期，由于国企改制失败、发展思路混乱等原因，界首经济发展呈现断崖式下滑。1998—2004 年，界首GDP 年均增速3.2%，同期，全国、安徽省GDP 年均增速8.77%、9.56%。2004 年，界首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仅2.1 亿元，工业税收不到1700 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4.24 亿元，62 家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濒临破产，界首发展进入最低谷，“界首之痛”是那个阶段界首人最深刻的记忆。
“1998年，界首的主要经济指标还在全省县域排第七，到了2004年，全部排在全省倒数。”界首市市长何逢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那些年，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因为没钱交电话费，办公室的电话都打不通了，市长、副市长出差需要驾驶员垫付差旅费，家里没点钱的人都当不了驾驶员。整个经济滑到了谷底，政府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2012年4月，界首市被确定为省级贫困县，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732 万户6.41 万人，贫困村45 个，当年贫困发生率为9.73%。
十强县彻底沦为贫困县。
何逢阳回忆起2013年调往界首时的情形说：“一下高速进入界首，整个城市破烂不堪，没有一个公园，没有一条标准化的市政道路，没有一个像样的宾馆和酒店，甚至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何逢阳说，所有来看他的师友，都为他感到担忧。
“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发展经济很难，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没有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在何逢阳的师友们看来，这个地方的经济用“一穷二白”都不足以形容。“因为‘一穷二白’还好一点，没有负担。而当时的界首背负着一大堆历史旧账，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
刚当市长的头几个月，何逢阳每天进出政府大门，前呼后拥的都是乌泱乌泱的上访人员。
怎么办呢？
重返安徽省十强
界首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突破口还是在工业。
作为历史上的工业重镇，“界首的一些企业尽管倒闭了，但做企业的这些人还在，内化到人心的产业基因还在，发展经济需要顺势而为。”
但在曾任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的何逢阳看来，当时的界首工业园区太土了，产业都比较低端。于是先更名为界首经济开发区，同时，界首市委、市政府提出要转型升级。
“观念的转变是最主要的，思路一开，天地就宽了。”何逢阳发现，多年的低迷之后，那里的干部和企业都有干事创业的冲劲，“他们有想法，我们当然要支持。”
“那时候，天天观察，谁愿意干事我们就支持谁。你一定要相信这80万人的力量，如果他们想干事，这个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何逢阳说。
其中，科技局的干部干劲特别足。于是，市委、市政府就决定全力支持科技局长抓科技创新以促转型升级。
界首给出的政策是：第一，科技创新奖励资金不受预算约束，上不封顶。第二，科技创新奖励不与产值税收贡献挂钩，不论产值，不论税收，只要搞科技创新就支持。
政府方面信守承诺，及时兑现企业科技创新的奖励资金。2015—2018 年，界首的科技创新奖励资金从270 万元上升到2014 万元。
“这么一来，科技局就越干越有劲，企业越干越刹不住车。”
在短短的4年内，成效颇为显著。界首市获得安徽省的科技进步奖由1项增至8项，高新技术企业由16家增至76家，实现井喷式增长；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由1.56%增至2.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位居皖北县市第一；院士工作站由0增至8 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达3 家，省级博士后工作站6 家，为全省县域之最；被授予国家级试点示范20多项，领跑全省；进入科技部确定的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即将成为全国唯一成功创建国家高新区的贫困县。
同步增长的是界首的经济。从2015年至2017年，界首GDP增速连续3年位居安徽省全省第一。预计2018年规上工业增加值170 亿元，工业税收2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亿元，与2004年相比，14年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约80倍，工业税收增长了约123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约42倍。
界首的工业经济总量重返安徽全省十强、位居第八，跻身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县（市）第五位、增长十快县（市）第二位。
发展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刚开始的时候，有关方面也不相信甚至担心说，是不是因为想要政绩，数据注水了？为此，省直有关部门还专门派人到界首去做深入调研，调研之后，怀疑便打消了。”何逢阳说，“一个地方发展好不好，看人的精神状态就能看出来，如果企业的老板们都很焦虑、满腹牢骚，干部们除了吃吃喝喝啥也不会，一张嘴全是外行话，说经济发展快那一定是假的。而界首的那些乡镇干部们聊业务，聊规划、项目、预算和政策，已经非常专业了。”
贫困县创建国家高新区的现实路径
何逢阳始终认为，高质量发展才能稳定脱贫摘帽。
但他坦承，作为贫困县，界首创建国家高新区面临诸多困境：缺科技创新资源、缺重大产业基础、缺科技人才优势、缺科技金融支撑。“但就是在‘四缺’的情况下，界首却取得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成绩，探索出欠发达地区创建国家高新区的现实路径，实现了高质量的稳定脱贫和发展。”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界首的主政者们发现，县域科技创新存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新空间不足、创新主体不足、创新周期太长和创新机制不完善。
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第一，全域创新，旨在解决创新空间不足的问题；第二，全员创新，旨在解决创新主体不足的问题；第三，愉快创新，旨在解决创新周期太长、容易放弃的问题；第四，不给创新创业者设置障碍，旨在解决科技创新之路上的制度障碍和藩篱。
“如果一个企业为了一个小政策的申报得跑半天，不可能搞创新。”何逢阳颇为感慨地说，“千万不要高估政府的作用，尤其在科技创新这个问题上，很多地方抓坏了，就是因为政府太强势了。”
界首市要求职能部门服务企业必须奉行这样一个原则：企业需要的时候，立马出现；企业不需要的时候，远在天边，别打扰。
“企业服务必须是以企业为中心，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何逢阳说，在界首，企业负责人想找书记、市长反映情况，从来不去办公室，“都是我们去企业，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这么做的。”
他觉得，这几年的探索，颇有成效。
“我们一直在探索脱贫攻坚当中高质量、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和措施。”他认为，界首已经逐步在欠发达地区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实现了科技创新对脱贫攻坚的有力支撑和带动。
“当然，我们不能为创新而创新。”界首市的态度颇为务实，“我们旗帜鲜明地讲，对企业的评价不以创新论英雄，欠发达地区什么样的企业都要有，高端要有，相对低端的也要有。”
毕竟，解决数十万人口的就业是现实问题。
80万人的诉求
界首的贫困发生率在过去4年内已从9.73%降至0.91%，预计2018年底顺利摘帽。
带领80万人口的贫困县脱贫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0万人都有各自的诉求，你不能不回应。” 何逢阳说。
每个月再忙，他都会选两天时间，自己带着生活用品，到农村贫困户家里住两天，然后在这个村里去走访，而且不能作事先安排。这几年来一直这么做。这也是界首干部们的惯例。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任务。“几年时间，在解决遗留问题上的支出，不低于10亿。很多人不理解，这10亿元，多修几条路不好吗？ 为什么要用来解决遗留问题呢？”何逢阳认为，“人民政府从来只有一个，无论谁来当市长，只是法人代表不同而已，但法人没变，这个问题必须搞明白。”
几年下来，他明显地感觉到了界首老百姓的变化。“政府门口乌泱乌泱的上访人员基本没有了。上访没问题，能解决的给解决，不能解决的给解释，我们之间不是对抗关系。”何逢阳手机里存了上千老百姓的联系方式，“我每天走路上下班，他们可以随时找到我反映问题，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一位老上访户给他送了件衣服，他心里特别高兴，到北京来出差还穿着。
这位年轻的博士市长，在县域治理的探索中不断思考，他也真正想明白了从政的意义。
乡村振兴的溧阳样本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栋栋 | 北京报道
江苏溧阳市市长徐华勤（《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相对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常武地区而言，溧阳被称为“老区”“山区”“边区”“穷区”，一度被视为常州的“西伯利亚”，很多溧阳人“一把泥刀闯天下”。
但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它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
如今的溧阳，被称为最漂亮的县级城市，“到处青山绿水，赏心悦目”，一定程度上，它提供了乡村振兴的样本雏形。
然而，就在前些年，常武地区的一些司机却是这样评价溧阳的：走S239省道到溧阳不必看城市地界牌，只要看哪儿天空是灰蒙蒙的，就知道到溧阳了。溧阳市市长徐华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矿山产业热潮，溧阳走过“靠山吃山”的路子，灰尘满天飞的情形在那个时代确实存在过。（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在徐华勤看来，城市是被乡村包围着的，多数城市周边都是大大小小的乡村。如果乡村环境不能治理好，城市人就不太愿意去，乡村与城市的联系就可能被切断，城市需求导向下的消费供给就很难实现，乡村就谈不上振兴。“集中精力把县域统筹发展好，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除思想障碍。徐华勤认为，任何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谈乡村振兴，或者是以传统的农业思维、个人儿时的农村记忆等，陷入脱离实际的乡村浪漫主义情怀，甚至把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村庄兴起就视为乡村振兴，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思想障碍。
实践也证明，没有县域的整体发展，就没有乡村的全域振兴。“只要是经济发展好、社会治理好的县域，不仅城镇繁荣，乡村也充满活力。”
徐华勤长期扎根基层。在他看来，当前，以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区为主要方式的区域一体化浪潮，正深刻改变着县域发展的格局。“乡村振兴必须把握这一趋势。”
溧阳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位于南京都市圈、皖江城市带、杭州都市圈、苏锡常城市群的交界地带，属于宁杭生态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中心，是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参与者。如何在这种多元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寻找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是徐华勤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探讨的课题。
在长三角区域竞争中，如何探索一条发挥自然优势、能够挖掘特质、符合长三角协作趋势的发展路径，是溧阳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大课题。溧阳提出了建设“长三角生态创新示范城市”的目标：既要让生态在区域一体化中更具吸引力，让人愿意来；还要把生态创新出新的表现形式，让更多的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更要通过生态优势吸引创新的力量，在更高层次实现生态的价值。
不仅如此，徐华勤还认为，新一轮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基于资源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城市间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全面升级。而溧阳同时具备距离多个大城市近、交通条件好与生态环境优势明显的特征，上海进博会宣传片开篇15秒的南山竹海，就是长三角地区的人对溧阳生态环境优势的共同认知。
溧阳的生态优势也转化成了产业优势。该市打造的全国第一家水利设施类上市公司“天目湖”，不仅吸引了超过1700万人次游客徜徉其间，更是带来了上汽集团、宁德时代长三角基地、中科院物理所长三角研究中心等项目。
实现乡村增值，关键要激活资源
乡村振兴的过程，还是乡村空间在县域经济价值链上不断增值的过程。“实现乡村空间的价值增值，关键要充分激活土地、生态、品牌等资源，形成联动效应，才能在县域乡村振兴上取得突破。”徐华勤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土地是财富之母，溧阳通过土地综合整理治出了“金娃娃”。近3年来开展各类土地整理项目总规模约13万亩，累计新增耕地面积约4.9万亩，连续3年新增耕地面积位居江苏省第一，累计实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增量33.7亿元。
2018年，溧阳市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工矿复垦等各类土地整理项目涉及到8个镇、45个行政村。这些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平均增加18万元，经过整理的耕地亩均发包收入由250元左右增加至700元左右。
远近闻名的“溧阳1号公路”串成“金银山”。溧阳依托“四好农村路”建设，建成365公里的“溧阳1号公路”，把该市主要的景区景点、文化遗存，220多个乡村旅游点、62个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乡村串联起来。今年“五一”“十一”期间，180多万游客慕名而去。
1号公路把人们引向诗和远方的同时，也把沿线的农副产品带向千家万户。公路沿线一些特色瓜果种植基地，通过举办活动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徐华勤举例说，拥有700亩杨梅林的“日日春”山庄，每年举办“杨梅节”开展游客采摘体验游，日吸引游客超1万人次，不仅省去了用工、物流成本，而且实现了价格翻番。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品牌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近年来，溧阳倾力把“天目湖”品牌打造成“金招牌”。依托“天目湖”品牌效应，溧阳冠以“天目湖”品牌的农副和旅游产品有100余只，天目湖砂锅鱼头和天目湖白茶成为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名片，乡村整体资源附加值不断提升。品牌优势拓展出农旅融合，11个国家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和休闲农业星级企业、19家省级乡村旅游区（点）陆续建成。
核心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在徐华勤看来，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如何让人们在乡村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更有希望，产生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才是长远的、靠得住的。核心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让农村焕发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农村事要有人管。“有人管”重点是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归属感不强的问题，让农民主动参与到乡村发展中来。溧阳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首创乡村“百姓议事堂”作为乡村治理的阵地，探索村民参与式治理新路。
在创新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的同时，溧阳探索构建“政民社”新型生产组织体系。例如，在有的乡村，建立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农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党支部主导、合作社经营、老百姓分红、村集体增收”的模式，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迸发。
农村活要有人干。徐华勤认为，乡村振兴需要靠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的人去落实。一方面，要吸引有眼光、有情怀、有实力的“能人”投身乡村建设。溧阳大力实施了“溧商回乡创业”工程，3年来溧商回乡创业项目26个，总投资59.8亿元。另一方面，资本下乡不能代替“老乡”，不能指望稻菽不识、韭麦不分的人能真正懂得农村。溧阳更注重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村房要有人住。徐华勤解读的乡村振兴具体指标是“三无两好一有力”：农村无闲田、无闲人、无闲房，环境好、民风好，社会保障有力。一方面，就是要解决好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问题，让群众住得舒心。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让他们住得安心。
体制机制障碍待解
谈及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徐华勤直言，有一个市场尚未释放出来，就是宅基地问题。如果不把宅基地市场价值充分挖掘，让农民在宅基地用益物权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吸引更多的资本到农村去，那乡村振兴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目前农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实际上，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宅基地，因此集体组织内部的流转需求是很有限的，除非是有实力的人想扩建或是一些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有人要办民宿。
在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利用集体土地从事非农建设被限制，乡村空间无法实现与城市空间平等的发展权，工商资本和创新创业人才难以持久地向乡村流动。
如何在不触碰制度红线的前提下，通过盘活农村土地，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本”，是徐华勤他们不断探索的课题。这几年，溧阳主要以农村土地综合整理为载体，撬动农业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
溧阳鼓励农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山林以及闲置农房等资源投入规模经营，促进富民增收。目前，溧阳已累计流转土地23.31万亩，惠及17万农户。溧阳市塘马村合作社通过流转50亩村民闲置土地，开辟“我家自留地”，返聘村民为田园管家负责种植，村集体年创收200多万元。
在对乡村空间开发利用的探索过程中，徐华勤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宅基地的市场价值上进行挖掘，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让更多人、更多的资本到农村去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
徐华勤建议，国家在宅基地改革方面，进行以县为单位的试点。
新化的电商扶贫之路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琦 | 北京报道
湖南新化县县长左志锋（《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新化县隶属于娄底市，是湖南省第一人口大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县。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长期以来，新化县县域经济以传统种养业和煤炭、建材等资源型经济为主。精准识别后，2016年末，全县贫困人口有216200多人，贫困发生率为17.3%。
产业扶贫是必由之路，新化通过实施产业扶贫3年行动方案，逐步补齐了产业扶贫短板。
“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产业，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产业的兴旺。”新化县委副书记、县长左志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近年来新化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电商扶贫，其中文旅产业占全县GDP的近30%。截至2017年底，新化县未脱贫人口减少到28184户、88316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6.72%。（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打造文旅上市小镇
左志锋认为，精准扶贫最关键的还是要使贫困户持续地增收致富，也就是产业扶贫。
2017年新化县GDP为245亿元，一、二、三产占比为25.3:31.1:43.6，第三产业GDP达107亿元，同比增长11.6%，是三个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新化的第三产业主要有物流、文旅、电商等，其中文旅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65%。
据悉，新化县已构建了文旅上市小镇对接平台，引进落户企业34家，县内挖掘培育企业4家。这些企业2017年缴税近7000万元，今年预计将达1.9亿元，解决就业600多人。“来自广州的一家移动互联网点播公司，去年交易量超过800亿元，一次性缴税5000万元。”左志锋说。
2016年，证监会出台扶贫绿色通道政策。新化县专门研究并制定了外地搬迁入驻新化、利用扶贫绿色通道的招商投资促进政策。“比如，我们就从长沙高新区引进了一家从事不良贷款清算管理第三方服务企业，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今年就可以解决500人的就业，预计总共可以解决2000人就业。”
文旅上市小镇的规划中，文印产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新化县希望将文印产业在5年内整合、引回打造成第一个千亿产业。
据悉，新化人的文印店遍布全国600多个城市，6万多家门店，从业人口达到23万多人，占据全国85%的市场份额。
左志锋说，新化县鼓励新化人回乡发展、整合发展、转型发展。目前，县里成立了新印科技股份公司，由太平洋证券作为主发起人，政府持股7.6%，全国各地的文印企业也有入股。“我们的目的就是将这个公司打造成上市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我们制定统一的Logo、统一的门店形象、统一的APP定制化服务、统一的产业链等。还有统一的再制造，我们专门建了一个再制造中心，把产业链延长，推进产业整合。”
工业入园发展、循环利用
新化县是国家重点文明生态区，处于长江经济带上。在中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方针下，除了打造新型绿色产业，对旧有的特色产业，新化县也在促进其向绿色、循环经济转型。
新化的工业主要有传统材料，如石材、煤炭等，以及电子陶瓷、新材料、动力电池等。
目前，入园发展成为新化县工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左志锋介绍，工业入园就是将过去乡镇里分散的工业集中起来，便于推动集约发展，还可以充分吸纳农村就业人员。比如，当地的孩子上完中专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从事文印产业，还有一部分从事特种陶瓷行业。
据悉，工业园区配有污水处理厂两个，分别负责处理重金属和普通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大于当前排放水平。
“现在都是在线监控，系统非常完善，生态环境部、省里、市里都可以随时监控，这些企业不达标是不敢排放的。”左志锋说，坚持“绿色崛起、科学跨越”，政府方面还有三个路径：生态优先、基础先行；旅游立县、五化融合；脱贫转型、富民强县。“所有的产业都是生态优先。一产、三产都是绿色的，二产也在顶层设计时候就有考虑，要循环利用，形成循环利用产业链闭环。”
此外，在易地扶贫安置点附近设立扶贫工厂或扶贫车间，就近帮助贫困户就业，也是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重要路径。“这主要考虑到当地的特色产业陶瓷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样既能让贫困户放心工作、增加收入，又不用离家太远，激活了‘人地钱’三要素。”左志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资金激励，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迅速
左志锋坦言，跟文化旅游、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园区经济一样，新化的传统特色农业也面临着经济规模不大、产业支撑不强、发展特色不突出等问题。
据他介绍，新化县根据当地的特点，重点发展“两茶一药（茶叶、茶油、中药）”“五特（水酒、豆腐、田鱼、肉牛、小水果）”“两传统（水稻、养殖）”，把当地的生态优势、绿色优势、有机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打造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的利益链，实施产业扶贫三年行动方案，补齐产业扶贫短板。
左志锋说，通过整合涉农、扶贫等资金，对上述重点发展领域进行激励，2016—2018年的产业扶持资金分别为1.3亿元、1.4亿元、1.6亿元，明年后年预计也在1.4亿～1.6亿元。“一只鸡补20元，一头猪补500元，一头牛补800元，一亩中药材补800元，一亩油茶补1500元，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在政策引导下，新化县的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迅速。其中，中药材的种植规模3年内从10.3万亩增长至16.8万亩，油茶也从6万多亩增长到12万亩。
“油茶的效益比较好。榨成油后每斤可以卖到60～80元，加上补贴力度也大，所以增长非常快。”左志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当然，新化县也非常注重品牌的培育。新化红茶、新化黄精目前已获得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白溪豆腐、新化水酒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左志锋举例，白溪镇的一位年轻人回乡创业开办扶贫小店，只卖两种东西——白溪豆腐香干和白溪豆腐，9个月的时间营业额达到320万元，一年的收入超过30万元，并带动了全村从事豆腐业的贫困户致富。
3.8万人从业电商
特色农产品的规模扩大后，销路成为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电商的快速发展和渠道向下延伸，大大拓展了新化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物流入户则让农户通过电商销售产品更加便利。
“线上有两方面，一方面通过电商的扶贫专区和扶贫小店，快速帮助贫困户实现产品销售；另一方面是进行标准商标产品的线上销售。”左志锋说，新化县非常注重平台的搭建和引进，先后引进了浙江颐高集团、湖南众高、光大银行购精彩等电商平台，并在现存农贸市场建设了电商产业园区，通过这些平台，新化县的电商产业2017年已有3.8万人从业，600多家企业，微商、网商达到2万余家，实现销售5.2亿元。“今年到目前为止销售接近6亿元，其中农产品销售达到3.8亿元，有力地帮助了农户实现产品销售。”
电商物流系统的配送，也是新化县的发力重点。通过和阿里巴巴、京东、邮乐购等电商巨头合作，新化县实现了直达农户的三级物流体系。“原来物流需要先到镇、到村，再转到农户家里，现在京东的产品运送到电商城，而电商城新创立的物流公司可以直接精准到户。” 左志锋说，目前新化县构建了5个乡镇公共服务中心、96个标准化电商扶贫站，同时建立了183个扶贫小店，实现了县域全覆盖，特别是贫困村的全覆盖。
有一组数据可以从侧面证明：2017年，新化县邮政业务总量达到7236万元，同比增长32.16%;电信业务总量4.88亿元，增长8.2%；国际互联网用户12.6万户，同比增长了51.3%。
消费电商企业不在当地缴税怎么办？
在引进顶级电商、知名电商的基础上，新化县还先后培育了326个本土企业，通过“一店带多户”“一店带一村” “一店带多村”，培养出了一批以贫困户为主的知名电商网店。
炉观镇九龙村村民邹修铁此前家庭贫困，靠着借钱、借房子结了婚，此后妻子、女儿又先后患病，债台高筑。
2014年，邹修铁被确定为扶贫活动帮扶户之一。之后，他借钱入股，和两个发小共同创业，投资20万元成立了湖南小小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小小鸟”）。2016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将牙签牛肉做到了淘宝全网类目销量第一，并成功打造了“恰味道”品牌。
如今，小小鸟旗下有销售公司3家，生产工厂1家，员工31人(其中包含贫困户以及残疾人员)，总资产约500万元。
左志锋介绍，针对贫困户创业，小额扶贫贷款为每个贫困户提供最高5万元的贷款额度，政府方面则提供特惠保，构建好“信贷+保险”模式，通过保险的方式“兜底”，万一创业失败，由保险公司负责偿还贷款。同时，政府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贴息补助。“小额扶贫贷款发放前，不仅有金融机构进行授信调查，村支部、村委会也会参与把关，保证小额扶贫贷款精准、可靠地发放。”
政府投资建设的电商产业园，则供贫困户创业企业免费入驻，并为创业人员提供培训。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言，电商扶贫要持续发展，需要电商产业园本身要变成真正的电商产业，实现自己的税收，才能把电商扶贫、电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下去。
左志锋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政府曾出资2000万元发展电商产业，包括电商产业园区场地租赁、装修等，之后又追加投资1200万元，但未获得相应的回报。“我们要进一步探索电商产业的发展，正在与今日头条、拼多多等运营产业电商甚至顶级电商平台和业态做对接，解决法人机构注册的问题。”
乐至乡村振兴新试验：工商资本引“活水”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 北京报道
四川乐至县委副书记刘建华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长期以来，资金、土地、人才等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一些农村严重“失血”“贫血”，制约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振兴，应如何激活“人、地、钱”三要素活力?
对于先天条件不足、发展基础薄弱的乡村，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如何突围？
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持续推进创新，释放改革活力，探索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中的利益机制，闯出了乡村振兴新天地。
现代林业发展样板
在川中盆地腹心，沱江和涪江交汇之处，乐至县正位于两江分水岭的山脊上。这里距离成都仅77公里，是典型的川中丘区农业大县。
在外人眼中，这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绿水青山，但乐至的人们却常望山兴叹，“山绿民不富、井边渴死人”——由于丘多地少、土地利用率不高等因素制约，农业开发经济效益低，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的尴尬无可避免。（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
乐至县委副书记刘建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回忆，上世纪由于历史原因，乐至3500多个山头都是“石头山”。80年代，乐至大量人工培植一种耐旱、固土柏木，森林覆盖率从1%增长至现在的42.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树种单一、生态系统稳定性差、经济效益低下，山绿民不富成为乐至县乡村振兴的一道坎。
2012年，机遇来了。当时，正在寻找培育种植基地的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来到乐至孔雀乡调研。孔雀乡大部分是红土，光照、温度较为适合林木培育。这让乐至县的领导看到了机遇。
刘建华说，为解决丘陵地区“林多民不富”的发展难题，乐至县做了两个探索，一是把实验室建在田间地头，二是林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2013年1月，乐至县与四川省林科院合作启动了川中林业科技示范园建设。
“科技为农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实验室非常强大。”据刘建华介绍，在科技示范园内建有行业领先、西南地区唯一的生物技术组培中心，采用组培快繁技术，通过细胞繁殖，对适宜川中丘区发展的经济林、木本油料、特色资源植物等良种进行组培快繁及工厂化育苗，可年产组培苗5000万余株，为西南地区供应优质苗木。四川省林科院筛选出生长条件与当地匹配的林木品种，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近70种林木，包括美国紫薇、加拿利海枣、桢楠等观赏性林木和油橄榄、青花椒等特色经果林。院县合作带来的技术创新，使乐至林业发展在保障生态的同时又培育了产业基础。
改革的主体是农民，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在科技主导的规模化、现代化农业中，农户怎么才能融入其中？
“我们园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带着老百姓一起干、一起赚。通过搭建这个平台，让科研机构在试验田直接产业化，带动农民致富。”刘建华介绍说，村里成立了富民土地联营合作社，把老百姓流转的土地集中起来。园区还成立了国有控股、农民参股的乐兴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采取“保底收益+二次分红”模式，与富民土地联营合作社、入股农民进行利益共享，按公司、合作社、农民4：2：4比例进行二次分红，使农民变股东，充分保障当前和长远利益。
刘建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老百姓流转土地收入、股东收入、务工收入叠加，实现了一份土地、三份收入，去年园区内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8余万元，比县里平均收入水平高30%。
如今，川中林业科技示范园已建成核心区面积1万亩，包括现代特色花卉种苗科技示范区1250亩，特色经果林产业示范区6200亩，特色珍贵速生用材林产业示范区1550亩，乡村生态旅游示范基地1000亩，2017年通过举办灯光节、风车节等乡村休闲游节庆活动，共吸引游客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
一个现代林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样板已然成型。
工商资本入村必须解决利益机制
乡村振兴，摆在首位的是产业兴旺。培育乡村经济增长点，发展什么产业，怎么发展产业，尤为关键。
在刘建华看来，中央大力倡导农村发展集体经济，脱贫攻坚要连片发展致富产业，这是长远脱贫的根本保障。
“但现在村上发展集体经济，发展什么产业，谁来发展，走什么样的路，这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刘建华分析说，投资农业项目，前期投入大、种植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市场风险高，不少投资者不愿涉足。
乐至县因此作了一些探索，总结了五种模式：贷资入股金融扶贫模式、农旅结合旅游扶贫模式、村电入网能源扶贫模式、城乡互通电商扶贫模式、代耕代种土地托管模式。
有思路就有出路。以贷资入股模式为例。乐至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但养殖户发展产业缺资金、缺技术，单打独斗难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乐至在龙门乡农科村开展贷资入股金融扶贫试点，以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为突破口，依托农科村内龙头企业圣美园畜牧公司成熟的生猪养殖经验和健全的营销网络优势，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22户入股贫困户合股共建双合猪业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贫困户小额信贷110万元、圣美园投资40万元、村集体整合产业扶持基金等73.35万元、县农业畜牧产业补助40.8万元，合作社共筹集了264.15万元。目前，合作社建成全现代化、全自动化生猪饲养圈舍3000平方米，与成都正大集团合作，采取“代养”方式，年出栏生猪4000余头，年纯利润可达60万元，入股贫困户每年可分红1.5万元。
今年实现了首次分红，按照三方出资比例，22户入股贫困户收益113068元，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收入55246元，财政资产收益扶贫分得20562元，实现“开门红”。
刘建华介绍，双合猪业合作社制定了“股份退出机制”，强化股份管理。龙头企业、村集体和22户贫困户作为原始股东，根据各自资金投入量核定股份。在经营过程中，如果有不愿意继续参加合作的贫困户可以转让股份，在同等条件下股份优先转让给其他贫困户，或由龙头企业回收股份。贫困户可以随时入股、退股，实现“入股自愿，退股自由”。
“这个模式取得成功之后，我们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每年分红一部分还银行贷款，一部分作为家庭消费支出。至于风险怎么管控？我们通过保险，保障养殖风险乃至经营风险，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建华说。
经营模式确立之后，嗅觉灵敏的资方闻风而动。四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目前该公司已与乐至县签订投资协议，在40个贫困村推广“贷资入股”模式，建设1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化精准扶贫项目。
“过去农村发展解决‘地、钱、人’的问题，今天，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地、钱、人’问题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刘建华说，西部地区很多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村上只有30%左右的人口在家，基本上是“386199”（即妇女、儿童、老人）部队。要解决“谁来干”“怎么干”的问题，工商资本的进入很有必要，但必须要带动老百姓，必须要带动地方基础设施改善，“老板带老乡，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带动乡村振兴，很有必要，但是一定要以助农增收为中心，解决利益联结机制问题，不能造成对农村资源的掠夺。”
活力在改革
与乡村产业发展同步，脱贫攻坚也在推进。在脱贫攻坚中，乐至多措并举，着力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刘建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一个电话改变一个村子命运”的故事：
2016年12月，石佛镇荣家沟村一位贫困户拨通了脱贫120热线。他说，自己所在的村子位于蟠龙湖上游，虽然山清水秀，但因为要保护水资源，有水不能养鱼，有山不能放牧，整个村子穷根扎得深。这条信息引起了刘建华的关注，他决定亲自“处警”。2017年春节后上班第二天，他带领林业、农业、交通、旅游、文体等多个单位一把手，组成专家团队现场诊疗，挖穷根、找优势、寻政策，最后明确了脱贫摘帽方向：打通交通瓶颈，发展连片梨子产业，依托蟠龙湖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目前，石佛镇荣家沟村组建了全市首家贫困村旅游公司，并以荣家沟村为核心，建立7村联合产业党支部，带动东山镇凤凰村、高寺镇燕子村、大佛镇铁牛湾村等贫困村相继走上集休闲观光旅游、生态农业示范为一体的农旅结合发展道路。
“扶贫先扶志和智。”刘建华坦承，这几年在政策密集支持、政府大力帮扶下，部分贫困户仍然存有“等、靠、要”思想，缺乏自力更生精神。
乐至县决定探索 “精神扶贫”，全面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今年9月，通过县扶贫资金补助，镇、村、帮扶单位筹集等方式，乐至在全县设立了“幸福基金”，开起了“幸福超市”。在“幸福超市”，村民购买米、油、毛巾等日常用品，要凭积分兑换。而这些积分，则是村民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村里面所有的老百姓都以表现换取积分，从老人、孩子到外出务工年轻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刘建华介绍，积分主要以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为依据，比如，邻里关系和睦2分，院坝干净整洁2分，村民子女考上大学、参军等等都可以获得积分。这样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这个做法已在全县87个贫困村全面推广。
“一项改革富裕一个村，一个电话改变一个村，一项评比激活一个村。” 刘建华不无感叹地向记者表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产业兴旺是根本，更大的活力在改革。通过精准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促进各产业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脱贫与乡村振兴。
文字编辑：郭芳 陈栋栋
新媒体编辑：王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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