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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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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口博览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为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切实做好进口博览会筹备保障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商品展中销售的各项工作

    (一)明确责任主体,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参展企业在所属国必须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其在展会期间销售商品,海关商检通过后即可进行销售,其销售行为应当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等的规定。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应当在销售前办理相关许可证件,否则,不允许现场销售。为便于消费维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参展企业在展中销售时,需向消费者出示消费凭证:一是参展企业在国内有法定机构的,并且国内法定机构承诺承担售后责任,由国内法定机构出具销售凭证给消费者;二是参展企业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销售的,由中介机构作为销售主体,开具发票并承担售后责任;三是参展企业不采用前两种方式进行销售的,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协助向消费者提供销售凭证。进口博览会期间,消费者可以通过商品现场溯源追究责任。进口博览会后,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要求赔偿。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落实消费者投诉服务中心驻场设点工作,开通双语服务岗,提供现场服务,努力实现消费争议第一时间处理,现场解决消费纠纷。

    (二)建立信息共享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协助做好采购商信息校验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充分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用,支持进口博览会采购商企业信息审核等筹备工作,积极为进口博览会供应商审慎管理提供企业注册经营数据支持。协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提供的企业信息比对功能,批量查询企业是否注册、是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信用状况。

    (三)做好特殊食品销售保障工作,保障食品安全。

    借鉴《关于上海世博会进口保健食品化妆品行政许可有关事宜的公告》(2010年第30号)的做法,市场监管总局委托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展区内销售的进口保健食品和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行使注册审批权并免于境外现场核查。根据参展企业申请,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进行审评审批,审核通过后发放临时许可批件(临时许可批件仅限于展会期间及展区内使用),同时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加强对上述注册产品的监督管理。根据商务部跨境电商管理相关规定,对参展进口特殊食品按照个人物品进行管理,消费者在现场可以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下单购买,但不允许现场提货、交易及试吃,商品安全性风险按照跨境电商有关规定执行。

    (四)做好CCC认证监管工作,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

    一是做好分类监管。1.对于已获得CCC认证的进口产品,凭认证证书,在口岸直接办理报检和入境验证手续。2.对于未获得CCC认证,参展后不予销售的进口产品。如符合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条件的,可简化相关审核流程,由博览会的主办方(或承办方)提出申请,地方认证监管部门批量办理并签发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文件。博览会结束后,相关产品应予退运或销毁。3.对于未获得CCC认证,参展后用于销售的进口产品采取分类处理的方式:对于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汽车产品,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提出申请,有关认证机构批量办理汽车产品单车认证手续,对于能够符合(或整改后符合)我国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签发强制性产品认证单车认证证书。对于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进口相关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家电、玩具、灯具等),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提出申请,地方认证监管部门批量办理特殊检测处理程序,对于能够符合(或整改后符合)我国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签发相关证明文件。

    二是明确工作程序。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协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梳理并建立展销产品的货物类别清单(含有产品名称、照片和简要说明书等信息),并区分出仅用于展示或用于销售的用途。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提前将展销产品的HS编码及上述相关信息提供给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的技术专家,对涉及CCC认证监管的产品进行初步筛查和判别。展销货物进口后,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分中心的技术专家,对参展的涉及CCC认证监管的展销货物进行现场确认,确定涉及CCC认证监管的产品范围和数量。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对展销货物的CCC认证市场监管工作。根据监管对象的产品范围和数量制定有关的监管工作方案,并实施进场监管。对用于展示或销售的CCC认证目录内产品,要确认其相应的证明性文件。

    二、切实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项保障工作

    (一)加强周边环境市场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是畅通消费维权渠道。要充分利用好12315、12345、12365等热线及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提高进口博览会期间消费咨询、投诉和举报的响应速度和处理效率,督促企业落实消费维权主体责任,落实进口博览会相关投诉快速处理机制。严厉打击进口博览会期间涉及欺客宰客、欺诈消费者等违法行为。二是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开展违法违规经营综合治理。集中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对经营活动中存在混淆、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不正当有奖销售等违法行为开展重点整治,依法查处冒用进口博览会名义开展商业活动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三是加大广告监管执法力度。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维护广告宣传的正确导向,加大广告监管执法力度,加强广告监测,及时依法查处涉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良好的广告市场秩序。

    (二)制定进口博览会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做好对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内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评估工作。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制定进口博览会食品安全保障方案,明确进口博览会食品安全的保障目标、范围、主要任务、任务要求、保障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对会展场馆、接待酒店、宴会酒店、展馆及住宿酒店周边和社会面食品安全防控提出明确要求。对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内的72家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评估,及时提出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三)切实做好特种设备安全保障,确保博览会期间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督促有关单位切实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博览会期间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认真防范安全风险、整改安全隐患,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督促博览会场馆等重点单位制定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方案,落实保障措施和值守人员,协调开展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对重点地区和单位组织现场监督检查,确保博览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四)做好配套论坛服务保障工作,有效扩大宣传声势和舆论影响。

    进口博览会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为保障配套活动顺利开展,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加强与进口博览局对接,协助邀请有关部门和人员参会,积极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论坛成功举办、取得实效。

    以上各项举措及其他保障措施,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的协调下,认真落实,切实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未尽事项,请与市场监管总局相关业务司局沟通解决。

    市场监管总局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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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向你隐瞒了宇宙的真相……” 实名举报“外星”邪教组织

    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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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则快速射电暴的新闻让“外星人”话题吵得沸沸扬扬,“权健”帝国医疗诈骗案也余波未平。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夸张的——

    出品:科普中国

    制作: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刘博洋

    监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按:一则快速射电暴的新闻让“外星人”话题吵得沸沸扬扬,“权健”帝国医疗诈骗案也余波未平。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还有更夸张的——

    有一拨人,暗搓搓地想搞一个外星人邪教版“权健”巫医诈骗集团

    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文将为你揭开冰山一角。

    目光拉回到2018年11月1日:那天微博@中国反邪教 举报了邪教自媒体微博@宇宙光爱的使者,称其和已被人民法院认定的邪教“银河联邦”有密切关联。相关报道中,充斥着“昴宿星人”“阿斯塔·谢兰”“觉醒”等神秘的术语。让人看了不明觉厉……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为了搞明白这都是什么鬼,笔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在本文中,笔者将从 UFO 传闻与其民间研究的发展史讲起,理清其由一门伪科学发展为一个邪教派系的脉络,追踪其引入中国的幕后推手,披露与此相关的商业模式和利益团体。

    文章回顾历史的部分比较长(阅读前三节约需6分钟),如果懒得看可以直接跳到第4节。不过看看前3节会比较有助于理解来龙去脉。

    目录

    1、UFO传说的兴起

    2、从都市传说到伪科学,从伪科学到邪教

    3、“阿斯塔”“昴宿星人”的来龙去脉

    4、谁在中国宣扬“觉醒”?

    5、“觉醒”与“扬升”的商业模式

    附:实名举报马晓晓和“觉醒”系邪教/伪科学自媒体列表

    1、UFO传说的兴起

    相信大家小时候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诸如《世界十大未解之谜》之类关于神秘现象的图书、杂志,这里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 UFO 目击事件、外星人绑架事件之类的故事。这些内容当然是从西方翻译引进的,而且令人喟叹的是,它们实际上是西方数十年之前就已出现并遭到批判的糟粕。

    早在1957年就有一本鸿篇巨著,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的《西方伪科学种种》(我国于1984年引进译本),揭露了包括 UFO 传说、埃及金字塔、第六感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神秘现象”如何被炮制出炉的真相。这本书的第五章专门讲飞碟,并把“飞碟学”的创立归功于美国人查尔斯·福特(Charles Hoy Fort,1874-1932)。

    △查尔斯·福特及其代表作《被诅咒的书》(图片来源:https://livescience/44760-raining-frogs.html)

    福特曾经想要当一名博物学家,但在继承家族遗产后开始了全职写作生涯。他写过一些科幻小说,1915年的《X和Y》(X and Y)是最早使用了“火星人”在控制地球上的事情这一设定的作品。遭到冷遇后,他于1919年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被诅咒的书》(The Book of the Damned),罗列了大量他搜集的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构成了我们至今仍然可见的神秘现象书籍不厌其烦讲述内容的主体,这其中就包括天上掉鱼掉蛙、巨人、雪人、鬼魂、人类神秘消失、UFO目击报告等等,其中尤以UFO目击报告一章体量为巨。福特去世后,其“学说”被拥趸继承发展,产生所谓“福特学派”(Forteans)。

    但直到“飞碟学之父”福特去世15年之后,真正的“飞碟热”才终于被点燃。

    美国飞行员、消防器材公司老板肯尼思·阿诺德(Kenneth Arnold,1915-1984)声称,他在1947年6月24日的飞行中,见到一排9个闪亮的UFO飞过雷尼尔山脉上空。这随即引爆了美国媒体,这种被描述为碟形的UFO也由此获得了“飞碟”的称呼。阿诺德的目击描述见报后,很快又有很多人也联系媒体,声称自己也看到了飞碟。

    根据《西方伪科学种种》,1951年美国空军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美国海军从1947年开始释放用于研究宇宙粒子射线(简称宇宙线)的高空探测气球,这种气球在空中确实易被飞行员因无法辨别而误认。1940年代末是美苏冷战开始的时间。美苏两国在此后数十年间投入大量军费,制造测试各种飞行器、导弹和航天器。这些人造飞行物体也都为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美国海军上世纪50到70年代使用的“天钩”高空探测气球(图片来源:http://airvectors/avbloon_3.html)

    笔者曾经担任中国引进方科学顾问的英国“地外生命科学展”在其展品注解中提到一种观点:冷战初期,苏联一度在对美军备尤其是航天竞赛中占据优势,让美国人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恰来自苏联卫星的方向——太空。苏联被妖魔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让这种恐惧不仅仅是国防安全层面上的,更是思想层面的。于是对来自太空的、具有思想控制能力的异文明的恐惧,投射在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中。结合所谓“UFO/飞碟目击报告”,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描摹外星人驾飞碟入侵的科幻作品。这些科幻作品与坊间的飞碟目击报告相互激荡、甚至有时混淆在一起,造成了1950年代蓬勃发展的“飞碟热”。

    很多所谓与外星人进行接触的案例都有当事人被外星人绑架的情节,事实上这一情节也是深深植根于西方都市传说中的。不晚于19世纪晚期,即有描述仙子(fairy)带走人类乃至偷换其灵魂使之成为“替换者”(changeling)的西式“志怪”小说(例如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The Changeling)。1895年爱尔兰的一桩群体谋杀案中,Bridget Cleary 被其丈夫等10人折磨杀害,理由即她已被仙子附体为“替换者”,可见此传说影响之广。后世科幻小说及UFO接触报告中的外星人绑架和通灵情节,可能即是有意无意受这种传统剧情启发而来。

    2、从都市传说到伪科学,从伪科学到邪教

    随着1950年代大量UFO目击报告的出现,一些民间研究者开始结成社团、发行刊物,试图“研究”UFO现象,这也就形成后称“飞碟学”(Ufology)的伪科学。

    科学界对于“飞碟学”的指控,包括其难以产生可以预测的、可以验证的结论(Denzler 2003);数十年来仅停留在50年代的水准毫无科学意义上的进步(Feist 2006),等等。著名天文学家、天文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有一句很精辟的描述:“可靠的案例没啥意思,有点意思的案例都不可靠。遗憾的是并没有既可靠又有意思的案例。”(Sagan 1975)

    而且正如 Robert Sheaffer 所批评的,飞碟学界存在“轻信爆炸”(credulity explosion),“目击”故事不断朝向更加耸动的方向发展:很快仅仅是目击已不够刺激,被外星人“绑架”乃至能够与外星人保持联系等夸张故事,方能在飞碟学界引起足够的关注。

    这种“轻信爆炸”有两方面的后果:严肃科学家越来越对所谓UFO研究避之唯恐不及;而飞碟学界的注意力焦点和组织核心,越来越汇集到那些自称曾经目击UFO、与外星人进行过接触乃至可以与地外高级文明保持联系的个人身上。

    在都市传说中,持有高科技的外星人,形象与神明无异。能和外星人保持联系的人,几乎等同于宗教中的“先知”。于是以外星人接触事件当事人为核心的飞碟学团体,很容易演化为精神信仰团体,甚至进一步滑向邪教。

    实际上当时的人完成这几步跨越也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很快种种“UFO宗教”就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最早成立也是最成功的UFO宗教团体之一,山达基教(Scientology),早在1952年就被创立。好莱坞影星汤姆·克鲁斯公开承认皈依此团体。山达基教创始人L·罗恩·哈巴德(L. Ron Hubbard,1911-1986)杜撰的宗教神话宣称,“银河联邦”的统治者 Xenu 在7500万年前把数十亿治下人民带来地球,将其埋藏在火山附近,并用氢弹将其屠杀,以解决“银河联邦”人口过剩的问题——听起来好像灭霸故事的灵感就是从这来吧?

    △左:BBC 1998年纪录片《The Road to Total Freedom?》中描绘的 Xenu;右:漫威电影工作室《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中的人物“灭霸”。(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1954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的一元科学院(Unarius Academy of Science)宣称,通过运用“四维物理”,他们可以与存在于“更高频率”的“以太平面”(Etheric plane)中的高级智慧生命进行“通灵”。

    图片来源:一元科学院官方网站截图

    1955年,英国人乔治·金(George King,1919-1997),一个出生于对超自然现象有强烈兴趣的基督教家庭、并且长期浸淫于“精神疗愈”和通神学(theosophy)团体的36岁男性出租车司机,发起了“以太学会”。乔治·金号称与“宇宙大师”、“来自太空的上帝”进行了通灵(channeling),宣扬“宇宙大师”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并可以给追随者在新世界保留一席之地。

    图片来源:以太学会官方网站截图

    1970年代,西方产生学界所谓“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是一场杂糅了神秘学、替代疗法、多种宗教元素甚至环保运动的社会与宗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产生了我们迄今时不时可以在所谓“灵性圈”看到的“身心灵”(Mind, Body, Spirit)、灵体(spirit-beings)等概念。在这一背景下,又一批进化版“UFO宗教”应运而生。

    1973年成立的“国际雷尔运动”号称是有最多信众的UFO宗教团体,它宣扬的宗教故事声称,教主雷尔(原名Claude Vorilhon,1946- )遇到乘坐飞碟而来的外星人,而外星人称“人类完全错误理解自己的起源”,圣经旧约中的 Elohim 并非“上帝”而应“是天外来客”,并“要求他带领世人”。雷尔声称自己被外星人带走,在其他星球见到了外星人此前指定的先知们——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和佛祖,而他本人正是最新一代的外星人先知。显然,“雷尔运动”是针对全球各大宗教挖墙脚、争夺同一个目标客户群体来了。

    凸显这些“UFO宗教”邪教本质的是“天堂之门”(Heaven's Gate)组织的一场集体自杀事件。这一1974年成立于美国圣迭戈的邪教团体,鼓吹地球将被“循环”,只有立即离开地球才能得到救赎。他们将自杀宣扬为“进入下一个层次”的方法。他们声称人的身体只是帮助他们完成旅途的“载具”(vessel)。

    在1997年海尔·波普彗星造访内太阳系时,“天堂之门”教主马歇尔·阿普尔怀特(Marshall Applewhite)宣称有一外星飞船尾随彗星而来,只有自杀才能撤离地球,以此鼓动信众实施集体自杀。38名信众因此罹难。唯一值得“表扬”的是,马歇尔本人也在此次集体自杀中死亡,没有临阵脱逃。

    就在“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同年,一个名为“宇宙人类”(Universe People)的UFO宗教团体在捷克创立。该团体就是我们文首所提到的“阿斯塔”“昴宿星人”等概念的直接贩卖者了,为此我们在下一节中详细讲述该教派理论的发展过程。

    3、“阿斯塔”“昴宿星人”的来龙去脉

    “宇宙人类”是捷克人伊沃·本达(Ivo Benda)于1997年创立的信仰团体。伊沃本来是某汽车厂商的信息系统工程师,他在1997年遇到一名自称曾经在1995年与“昴宿星人”联系的女士,米洛斯拉娃·德尔斯科娃(Miloslava Drsková)——她本人是另一位“飞碟学家”迈克尔·黑泽曼(Michael Hesemann,1964- )的学生——这次相遇改变了伊沃的生活轨迹。

    伊沃声称自己也随即在1997年9月1日与外星人产生了第一次联络。他于同年辞去原来的工作,并给自己的名字加上了“阿斯塔”,成为“伊沃·阿斯塔·本达”(Ivo Ashtar Benda)。而“阿斯塔”,正是“宇宙人类”所宣称的,地外文明星际舰队的指挥官“阿斯塔·谢兰”(Ashtar Sheran)的名字。

    不过“阿斯塔”并非伊沃的发明。乔治·范·塔赛尔(George Van Tassel,1910-1978),这个被UFO研究者 Denzler 认为是“长期来看对于外星人接触运动的传播最重要的人”,在1940年代末创立了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UFO研究团体,后于1953年整合更名为“宇宙智慧部”(Ministry of Universal Wisdom),该团体致力于采访自称曾与外星人接触的人。在广播电视媒体的介入下,范·塔赛尔本人一时间也颇有名气。

    范·塔赛尔在1952年声称他自己通过心灵感应,接收到了地外跨维度生命体“阿斯塔”的讯息,这是“阿斯塔”这个角色被发明并成为“飞碟时代第一网红”的开端。顺带一提,范·塔赛尔还曾经声称接到过尼古拉·特斯拉的讯息,“特斯拉”告诉他要建造一个超越生死、连接古今知识的机器,于是他盖了个称为 Integratron 的建筑。

    从1953年开始,范·塔赛尔连续24年举办“巨石太空飞船年会”(Giant Rock Spacecraft Convention),这是他传播阿斯塔指令(Ashtar Command)的主要平台;当年大部分知名的UFO接触者也都曾在该会议发言。在美苏试爆氢弹之前,范·塔赛尔传达的指令有不少是阿斯塔警告氢弹试爆将毁灭地球;而在1953-1954年两国试爆成功之后,阿斯塔的指令则称是他帮助地球躲过了一劫。

    △1957年的巨石太空飞船年会(图片来源:https://alien-ufo-sightings/2014/10/the-1950s-flying-saucer-conventions-at-an-underground-rock-house/)

    到1950年代中期,“阿斯塔”“星际舰队”等概念完成了初始的设定构建,很多想象力丰富抑或野心膨胀的人也加入了“传达阿斯塔指令”这个实景同人戏剧创作的队伍中来。

    《星际新闻文摘》(Interplanetary News Digest)的主编罗伯特·肖特(Robert Short)就是其中一员。他虽然在向大众传播“阿斯塔指令”概念的过程中有功,但由于范·塔赛尔不认可其他人传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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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日本不为人知的细菌部队,作恶多端,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风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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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时,为了战争的胜利可谓是不择手段。大力的开发细菌武器,甚至残忍的拿活人来做实验。大家都熟知细菌部队是731部队,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部队,那就是1644部队。这个部队的暴行和731部队没什么两样,但是却一个战后受惩罚的人都没有。

    这支部队十分的神秘,对外也只是宣称自己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行事十分的低调。这支部队是由原731部队的石井四郎领导的,总部设置在南京。以一家陆军医院作为掩护。除此之外在东部地区,如上海,苏州等地还有12个分部。而且在南京的郊外还有一个实验基地,但是却伪装成了一个制药厂。

    除此之外日本对1644部队十分的重视,所给的补给,经费非常的多,够1644部队十年的开销。也因此此部队的生产能力巨大,它算是支撑日军发展细菌战的支柱。

    1644部队经常用中国人来做人体实验。他们会将人绑在床上,旁边放一个特大号玻璃瓶。他们会把受害者的血管割开,插入导管,再将血液引到玻璃瓶中。但是他们可没心慈手软的点到为止。受害者会被抽血,直到所有的血被抽干而亡。而这样的采血操作每天都要进行。

    除此之外,1644部队还经常在浙江,上海等地区投放带有病毒的跳蚤,谷物,来感染民众。甚至他们会制作一些饼干,馒头分发给周围的穷人,但是里面都含有病毒。所犯罪行数不胜数。

    但是在日本投降前,日本高层曾严令1644部队将所有的文件都销毁。当时他们足足烧了三天才把那些成堆的文件都烧完。除此之外,他们把之前掩埋的尸体又都挖了出来,全部烧成灰烬,连骨灰也撒到了长江里,一点证据都不留。

    还有美国已经听闻了1644部队,他们直接接管了1644部队里以石井四郎为首的核心成员,但是苏联多次让美国引渡均被拒绝。原来美国从1942年开始也曾研制过细菌武器,但是他们只是用动物做实验。当得知日军曾拿活人做实验时,为了得到情报而对那些战犯进行了保护。

    直到2007年,那些战犯相继离世之后,美国才公布了这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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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流动菜贩何以最终进入菜场经营

    白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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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炎半夏止咳制品”处置公告

    以往,城厢居民日常所需副食品,每日清晨由近郊农民或常年摊贩沿城隍庙周围临街出售,或走街串巷叫卖,适合城内小脚女主人,或者后厨娘姨们——无须出远门,就近采购时鲜。租界人口陡增后,法租界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孔子路(今延安东路南侧)等处日趋繁荣,洋泾浜(填土筑路后的延安东路)南岸的宁兴街(今宁海东路)逐渐有菜市成形。

    作为市政管理样板,上海云南路美食街如今越发光鲜怡情了。北面以延安路为界,左右分别由德大西菜馆和洪长兴清真馆打头阵,随后海纳百川:燕云楼、稻香村、功德林、五芳斋、小绍兴、小金陵、大壶春、鲜得来等等,各色品牌一路排开。美食街的大气,还体现在一种包容的腔调,街边小吃如肺头汤、羊肉串、爷叔奶茶和阿宝猪排,同样有机会跻身老牌店家中间,招呼来客。

    不过,此文要是只能触及美食本身,而不提与云南路十字相交的宁海东路,即150年前,这方地块与美食、食材的历史瓜葛,则笔者自诩的上海老饕名号,还是不要顶在头上为妙了。作为生于沪、长于斯、熟悉这一方水土的上海人,聊美食之余,理应谈谈这枚沪上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标杆。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西医东渐随即相伴其整个对外开放的过程。在西方,有关人体健康的内容,包括病从口入的彼时最新认知,不断更新着医学理论与技术,同时融会贯通于大都市的管理细则。比如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的文明化、科学化改造过程中,都及时引入公共卫生措施。

    在东方,上海旧城外围的夷场,即被外国冒险家看重的租界地区,也因华夷杂居的现实和人口密度的递增,使得管理当局将如何改善卫生状况列为工作重点。首先需要解决的市政难点是,食品在街市上买卖,货物质量参差不齐,垃圾成堆四季发臭,潜藏着引起群体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有效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借鉴西方城市的成功手段,注重市政运行管理细节。

    1871年起,晚清海关与租界当局颁布文件,实施有关传染病出、入口的检验、检疫措施,剔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以免造成大规模疾病流行。继而,在租界地带推行有效的市场监管措施。国境线上和国内管理的二道措施,切实有效,稍晚便先后被上海等开放城市的地方当局逐步模仿、采纳,成为常规管理内容。

    19世纪中叶,国内政治局势影响了洋泾浜以北包括租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往人烟稀少的夷场,不过几年时间,就变得拥挤,或称繁华。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后,李秀成先后三次率部进攻上海,江浙地区的难民,大批涌入租界,躲避战乱。

    据1844—1855年的统计数据,沪上租界的外国人从50名,持续上升到265人(朗格著,高俊译《上海社会概况》,载《上海故事》,三联书店)。截至1854年,英、美租界内,中外居民迅速达到2万余人,到1865年(同治四年),人口增至77500余人。与此同时,法租界人口也增加到4万余人。人口急遽增加的后果是,居住、治安和主副食品供应受到影响,沪郊农民送货上门,这条传统的食材流通路径逐渐发生变化。

    以往,城厢居民日常所需副食品,每日清晨由近郊农民或常年摊贩沿城隍庙周围临街出售,或走街串巷叫卖,适合城内小脚女主人,或者后厨娘姨们——无须出远门,就近采购时鲜。租界人口陡增后,法租界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孔子路(今延安东路南侧)等处日趋繁荣,洋泾浜(填土筑路后的延安东路)南岸的宁兴街(今宁海东路)逐渐有菜市成形(葛红兵、许峰《租界时期上海菜场的文化规训与视觉整饬》)。

    1864年,沪上地产商托马斯·汉璧礼(Thomas Hanbury)分析,如果给流动菜贩们提供遮风避雨的室内营业场所,不仅能从中收取租金,产生营利,更重要的是,围绕菜场的消费人流集聚,会大幅带动地产升值。可见,上海最早的菜市场设想,是

    出自个人的商业规划,并非租界当局着眼整治市容,满足食品供需的市政考虑。

    汉璧礼与当局商定,在宁兴街到公馆马路、洋泾浜路、公董局、敏尼特路(今西藏南路)的空地上,搭建若干大棚,名为“中央菜市场”,并张贴告示,自1865年1月1日起,必须在中央菜市场出售货物,不得流动设摊。

    然而,菜贩们拒绝入场经营。进场要缴纳租金,小本经营不堪负担。同时,居民们也普遍抱怨买菜麻烦,更担心菜贩多缴纳的租金,最终涨落在顾客头上。开张3个多月后,中央菜市场便黯然落幕,粗糙的经济手段,对传统的食品市场,难以形成规范约束。

    但是,仅仅过了5年,公共租界上便有室内菜市面世,它融合经营功能和市容整治、方便日常生活等服务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当局意识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菜市关乎民生,每天涉及成千上万居民的口腹健康、生命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粮油、蔬果、禽蛋、鱼肉等供应,应属于严格监管的市政内容,社会效益的权重理应胜过对经济效益的追求。

    由此所见,公共租界上食材市场的修建,针对社会公益,着眼改善民生,出发点无关营利。比起汉璧礼,同样作为富商的本地人杨子京捐资修建的菜市场实行免费进驻,确实让摊贩们免受风雨之苦,免遭拘罚之痛,商家们自然乐于接受配合。

    与此同时,管理当局也没有乘机敛财。1872年,木质结构的室内菜场,每摊月捐一元,与1865年时的露天集市摊位费相等。1877年,石柱铅皮结构的菜场竣工使用,每摊月捐两元,继又增为三元,此后再未增加。就这样循序渐进,改变了传统街头集市的交易行为,自然祛除了阻碍交通、影响市容、破坏卫生的城市治理顽疾。

    1892年,当局出资修建虹口菜场(俗称三角地菜场),标志着上海菜市场的设立,已从初创期“中央菜市场”式的谋利性质,完全发展为由公权力出面运营的管理模式,即一开始就由法租界工部局,或公共租界公董局负责投资兴建,管理税收(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8)上海人民出版社)。

    保证菜场内的食品卫生安全,实施卫生检查制度,并不断修订完善,成为工部局和公董局对菜场进行管理的工作重点。早在1868年,工部局巡捕房任命E.米尔斯为首任肉类稽查员,专职检查菜场、肉店销售的肉类食品,发现病畜肉、死畜肉和不新鲜的肉食,立即将情况报告捕房总巡,上呈工部局总办,同时对这些不合格食品予以没收销毁,对出售者处以罚款。牛奶掺水与否是另一项重点检查内容,为了预防与杜绝霍乱传播,有时每周要对奶场检查卫生三次。

    肉类稽查员制度逐步完善后,菜场售卖的食用肉品,分别盖有头等与二等戳记,前者紫色,二等为蓝印,均由工部局屠宰场检验之后加盖,并随时抽样送检。夏季肉类食品不得隔夜出售,其他季节的肉类食品,存放两天以上者,不得出售。这样的质量要求,最终成为了1933年工部局在今虹口沙泾路处大举兴建现代化宰牲场(今1933老场坊)的理念基础。

    到了1897年,上海的清政府地方当局吸收了租界历年的管理细则,并扩展运用到城市管理的更多领域。当年5月颁布的《清道示谕》称:“钦加盐运使衔在任选道,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正堂黄,钦加同知衔办城乡内外保甲总巡兼清道事宜,即补县正堂钟,为晓谕劝募事……清除污秽,衔消疠疫,保卫民生,莫善于是,自宜严加整顿……自四月份起,遵照原捐经费二成,交局济用,俾襄善举,各宜遵照办理毋违,切切特示。”

    华夏历史上,终于出现了以公共卫生为目标的衙门管理内容,直面整个19世纪危害上海的伤寒、霍乱、虐疾、鼠疫、天花、流行性猩红热等传染病宿主与病源。到了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市售药品的质量管理也成为衙门的执法内容之一,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消炎半夏止咳制品”(如图)处置公告,恐怕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物证。(作者系上海健康医学院奥斯勒医学人文与西医东渐学术中心教授)

    作者:方益昉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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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太珍稀,上海国际兰展进口兰花免于销毁获回运丨进口故事

    何成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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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的意图,一为文化交流,二在于贸易之前端。

    此次进博会上,有超过5000件的展品首次进入中国,它们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只为亮相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面对这些新奇特的进口展品,驻守在国门关口的上海海关关员们无疑是最早的目击者、见证人。

    事实上,近20年来,越来越多前所未见的产品从地球的各个坐标点出发,目标上海,云集黄浦江畔,传递着国内消费者一个愈发具体、清晰而强烈的需求——“在纽约、巴黎、东京能看到的展品,我们在上海也能看到!”

    这些年,越来越多上海市民热衷于观赏异域奇兰,上海国际兰花展迄今已举办四届,今年吸引了四大洲600多种共计3万余株兰花在申城集中亮相。

    不过往年,鉴于有害生物传入传出风险,根据林业部门审批要求,所有进境兰花在展览完毕后均须实施销毁处理。如此方式,虽确保了国门安全,但也使得一些极珍贵的兰花品种望而却步。

    巴拉望兜兰。(李晔 摄)

    所以今年的上海国际兰展出现重大变革,对部分达到回运条件的兰花“免于销毁”,最终有14个品种28株兰花得以返回其出生地。其中,包含厄瓜多尔小龙兰、美洲兜兰等,系由原产地自主培育,并且不断进行性状筛选长达十余年之久,非常珍稀。

    上海辰山植物园进口事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由辰山植物园提出申请,由上海海关及林业等部门共同商议决定,在严格取样检测确保安全基础上,可对部分品种实施回运。此举大大提高了参展商的积极性,如每届都参展的厄瓜多尔,起初敲定100多个品种参展,当得知部分品种有望回运后,又补充参展了100个品种。

    甲米兜兰。(李晔 摄)

    此外,为确保兰花以最新鲜状态呈现,今年兰花进境并完成相关手续后,被直接运往辰山植物园隔离温室,由上海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前往温室现场取样检测,极大缩短了兰花在港口停留和在别处隔离试种的时间。

    上海海关关员蒋雪敏从业多年,亲眼见证了一系列变化——进口展品从相对普通变为日益高端,展出场地从一本正经的展览馆转向商场乃至户外,展出方式也从单纯的欣赏转向能与部分展品接触和互动。展品之变,折射着国人眼光之变,迎合着国人需求之变。

    “但不变的,是对便利的追求,便利是通贸的灵魂。进博会之后,将有更多更新的产品更为踊跃地入境,也必将加速我们监管方式的创新与变革,为各类进口展品提供更为个性化的监管和通关服务。”蒋雪敏说。

    栏目主编:吴卫群

    文字编辑:李晔

    题图来源:上海市民观兰展。(李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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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马上海区总经理被免 所有门店自查

    庾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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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11 月21 日,盒马鲜生北京门店。摄/新京报记者 梁辰

    盒马鲜生“标签门”持续发酵。11月21日,针对员工给胡萝卜商品更换新日期标签一事,盒马鲜生CEO侯毅通过微博宣布,就地免去上海区总经理职务。但并未点出该总经理的名字。同时侯毅向盒马用户道歉。他表示,“已经开始在所有门店开展自查,进一步完善操作标准”,接下来将针对有违“客户第一”的行为,执行严厉处罚。

    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经营者明知已经过期进行更改日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属于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向消保委、食药监进行投诉,或是要求经营者赔偿。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者表示,价签的监管只是超市管理流程中的一个步骤,真正重要的是质量内控体系的建立,以及企业主体对食品安全健康的重视程度。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拟对盒马欺诈行为按规处罚

    “标签门”事发在4天前,11月15日,有消费者在盒马鲜生上海区大宁店挑选货品时,看见一旁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崇明胡萝卜外包装的日期标签,而新标签日期与原有不一致。以“11月15日”替换了9日、10日和11日的标签,相比原先的标签最多晚了6天。该消费者向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举报。

    有媒体报道称,该门店经理曾对消费者表示,涉事员工为外聘第三方,且没有意识到日期的差别,愿意赔付1000元现金,希望撤销投诉,未果。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发现,相关产品已销售107盒,库存剩余73盒。执法人员当即要求下架封存所有自制标签的涉事产品。

    11月19日,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回应,已对事件立案调查,并对盒马所有产品标签进行检查。

    记者从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获得一份关于“盒马鲜生虚假标签事件后续处置情况”的文件。文件显示,11月16日,静安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后已对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静安第二分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目前查实情况,静安区市场监管局称,对其以欺诈手段提供商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拟按照《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64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记者查询该条例发现,第64条规定,已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侯毅致歉:所有门店开展自查,招募公众监督员

    11月21日,针对员工给胡萝卜商品更换新日期标签一事,盒马鲜生CEO侯毅通过微博宣布,就地免去上海区总经理职务。但并未点出该总经理的名字。

    侯毅宣布上述决定的同时,对盒马用户道歉。他表示,“已经开始在所有门店开展自查,进一步完善操作标准”,接下来将针对有违“客户第一”的行为,执行严厉处罚。侯毅还宣布,将招募消费者担任服务检查员。

    11月21日下午,阿里巴巴方面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标签门”事件后,盒马发布了监督员招募信息,并称公众成为监督员后,可以通过直达通道向CEO团队反馈。据悉,盒马将为每个门店招募2名监督员,监督员每周要完成不少于2次门店监督。

    征集启动后2小时后,盒马已收到近100份报名邮件。盒马方面称,监督员只是盒马自查完善标准的改进措施之一,公司营运团队正在对操作标准进行修订,将尽快对全国所有门店进行培训,由店长负责执行到位。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盒马鲜生计划拓展社区超市业态,计划将“日日鲜”自有品牌商品独立运营为类菜市场模式,而且早期不会以盒马的名义进行。不过,该人士还表示,一切还有很大变数。

    对此,盒马鲜生官方回复记者称,不予置评。

    故意更改标签日期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

    替换日期标签是否已成商超常态?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盒马员工替换日期标签这件事映射出的是商超环境里的常态。

    更换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一直都没有消失过。据了解,2012年就有媒体曝出超市里的过期清美豆制品被替换了新包装、打上新标签,而相关裁判文书在近三年也有上千篇。2016年,联华超市因频繁出现两个日期被法院以违反食安法判决十倍赔偿;济南经十路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2017年也有因销售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品,被食药部门累计罚款13万元。

    经营者明知已经过期进行更改日期,董毅智律师认为,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属于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向消保委、食药监进行投诉,或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并支付十倍价款或三倍损失的赔偿金。商家也将面临行政处罚或是消费者维权诉讼。

    品控、管理、机制都跟上,才能体现新零售的“新”

    电商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告诉记者,生鲜电商是最难突破的瓶颈,因为物流成本高、地区差异性大、传统供应链复杂等。网购在社会零售比例超过20%,但生鲜电商在生鲜行业渗透率只有4%-5%。一方面说明这有难度,另一方面说明商业价值大。商超行业走过的坑,盒马也可能会经历,只有各方面品控、管理、机制都跟上,才能体现新零售的“新”,而不只是营销手段或者店面陈设。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向记者表示,价签的监管只是超市管理流程中的一个步骤,真正重要的是质量内控体系的建立,以及企业主体对食品安全健康的重视程度。其认为,盒马鲜生此次“标签门”事件,实际上是利益作祟。“在店长负责制下,店长需要对整个门店的营收、利润负全责,这个KPI与门店的成本是否可控高度相关。不管是哪一种零售业态,负责人的KPI都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决定,而不能单一以利润为指标。”

    某连锁大型超市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一般超市由员工打价签,需先改价申请、再系统输入、最后打价签,这个过程存在时间差异、输入差异和遗漏的隐患。

    盒马称日日鲜当日下架的蔬菜入垃圾清理车销毁

    11月21日,新京报记者走访盒马北京门店发现,盒马蔬菜中只有部分绿叶蔬菜和少量切好的瓜类蔬菜在日日鲜专用货架上架,日日鲜为盒马自有品牌,具体售卖物品品类包括肉、蛋、豆腐和蔬菜。

    产品外包装上印星期几的字眼,与纸质标签相同。产品标签显示、日日鲜供货商与北京地理位置相近,对产地、生产日期和包装日期有明确标注,通常包装比生产晚一天,且与上市日期相同。

    盒马鲜生工作人员声称,日日鲜货品只在上架当天售卖,不会隔夜,逾期商品将下架处理,例如,下架肉类将拿来做员工餐,日日鲜当日下架的蔬菜会直接送入垃圾清理车销毁。

    据上海静安区市场监管局21日向新京报记者回应,此前上海换签事件中的胡萝卜并非为盒马鲜生日日鲜品牌。记者11月21日观察到,盒马鲜生乐成店的优选胡萝卜的分装(上架)日期为11月19日,盒马鲜生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非日日鲜品牌的蔬菜水果等商品并不会标明下架日期,普通水果一般会放置10天,蔬菜不定期,工作人员会在合理时间对过期的蔬菜水果进行下架。

    新京报记者 梁辰 陆一夫 实习生 程子姣

    编辑 陈莉 王宇 校对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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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之死的历史真相, 在上海大白于天下

    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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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界人士曾一度为汪精卫有无日记传诸于世而争论不休,成为一个难解的谜。这个谜在上海终于大白于天下……

    1944年1月中旬,汪精卫突感不适,两腿麻木,并伴有高烧,背、胸及两肋时有剧痛袭来。

    九年前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后留下的宿疾——压迫性脊髓症,发作得异常猛烈。下旬,汪精卫的两腿已完全失去知觉。1月25日,汪精卫倚枕手书,在连续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甲申元旦家人团照”几个字后,便不胜重负,辍笔卧床。

    3月3日,汪精卫在妻子陈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东渡就医,直飞名古屋。日军大本营将此事列为最高机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号。

    4日,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斋藤真教授主刀手术。术后当晚,汪精卫的两腿居然恢复知觉。三四天后,病情又转恶化,至九十月间,已病入膏肓,时发咯疾,极度贫血。

    11月9日,美军空袭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转入防空洞时又受风寒。10日上午6时,高烧40?6摄氏度。下午4时12分,不治身死。

    11月12日下午5时30分,汪精卫的棺柩由日军“海鹣号”专机载抵南京,停放于伪国民政府大礼堂。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开始秘密地搜寻、销毁与汪精卫的来往密件,其日记从此变得下落不明。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海内外史学界人士曾一度为汪精卫有无日记传诸于世或他本人究竟记不记日记而争论不休,后因证据久觅无着,争论难以为继。无人再抱乐观态度,各方意见渐臻一律。日记之说似有讹传之虞,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这个谜,终于在1987年11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举行的表彰会上大白于天下。朱景正、方铿夫妇将他们珍藏的一本《汪精卫日记》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经史学界有关专家鉴定,日记确系汪精卫亲笔。

    表彰会上,笔者看见了这个原件。

    《汪精卫日记》64开大小,为30年代美国产品,猩红色皮面,配锁,宛若一只袖珍公文包;打开日记本,每页眉头上铅印着英文的月份日期,下有五道横栏。汪的记法颇独特,每栏一日,同一页中分别记四年来同月同日之事,一笔蝇头小字,倒不失流畅潇洒。日记始于1940年1月1日,讫于1944年1月25日,共四年零廿五天。

    表彰会后,为探询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朱景正、方铿夫妇。

    朱先生年届古稀,方女士也已六十有四,分别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均系民革成员。

    方铿之父方声涛,福建闽侯人,生于1885年,卒于1934年。幼年在天津学习海军,清光绪31年?1905 赴日留学,入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适时汪精卫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与方声涛同年入同盟会。方学成归国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烈均麾下独立旅旅长、师长、讨袁护国军第二梯团长、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方任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1924年任北伐军广州大本营参谋长,1927年北伐军攻克福建,方先后任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军事厅长、代理省长等职,1932年隐退。

    方声涛的七弟方声洞,1911年4月参加广州起义,随黄兴攻入督署,饮弹身亡,是黄花岗七十二英烈之一。

    方声涛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十一妹叫方君璧,其夫婿曾仲鸣是汪精卫早年赴法考察时的同道,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与汪的私交甚深。

    方君璧,着名国画家,1986年9月10日卒。曾与徐悲鸿同学,乃张大千的挚交。

    方君璧天性聪颖、品赋过人,虽与政治落落寡合,但因曾仲鸣之故,同汪精卫自然免不了酬往交际。曾亲绘《秋庭晨课图》一幅馈赠于汪,将汪母教子攻读的景状摄入笔端,画咏其事。可见两家当时过从之密。

    1938年12月18日,曾仲鸣以秘书的身份随汪精卫、陈璧君逃离重庆,取道昆明,于次日飞抵河内,走上了汉奸之路。

    12月29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降日公开信及声明(即臭名昭着的“艳电”)。蒋介石对此极端恼怒,在宣布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的同时,派出大批特务潜入河内,戴笠亲偕陈恭澎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侦察、监视汪精卫的行动组组长。

    1939年3月19日,陈恭澎接到戴笠从重庆拍来的紧急电报:“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3月20日晚11时40分,陈恭澎率六名军统特务逾墙进入汪精卫一行所住的高朗街27号,冲到预先侦知的汪精卫住房,凭借手电光,见房内有一男一女,以为是汪精卫夫妇,即开枪猛扫,然后仓惶逃离。殊料这一夜因方君璧初到河内,汪氏夫妇临时与他们调换了房间。曾仲鸣腹部中弹累累,几小时后气绝毙命;方君璧身中三弹,被送往医院抢救。

    1949年初,寡居的方君璧偕子离沪去港,行前将寄存在胶州路一家英商仓库中的一百多箱中外图书和家产一一清点造册后,交由七嫂——方声洞的遗孀保管。50年代初,七嫂迁居北京,又把这批物资的保管权托付给了十七妹方君瑞。1957年,被市二商局接管下来的仓库,向方君瑞催索8年来所欠的栈租,共计3000余元,方君瑞无力偿付,致函方君璧,方君璧回函嘱其变卖仓库中的大宗物品纳租,余款存入银行,往后每年取息纳租。

    1965年,方君瑞再度函询十一姐,十一姐函示变卖七箱善本外文书籍,聊补亏空。其时方君瑞年事已高,找到侄婿朱景正,请他代劳。朱景正当时因受反右斗争之累,被迫离职,在沪赋闲养病,七箱书籍便由他经手,从仓库中提出变卖。

    朱氏夫妇万没料到,此举竟为他家招来弥天大祸。

    一年以后,造反派查封了仓库中的所有物品,并从提货单上发现了朱景正的名字。整整两天两夜,打骂催逼,翻箱倒柜,也没抄出所谓的敌伪机密文件。朱景正不堪忍受,以死来求得解脱。第二天深夜,他悬颈于篱笆墙上,幸亏被邻居发现,才免于一死。

    1972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朱氏夫妇突然接到音讯久绝的“十一姑”方君璧的电报:我已到京,即将返沪,是否能居原址?即复。

    意外的来电,使历经磨难的朱景正夫妇惊惶不安,无所适从。

    为寻求政治上的保险系数,朱景正携电报走访了当时的市革会和侨办,方知十一姑已定居美国波士顿,是周总理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重要客人。在京期间,十一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长谈达四小时之久。

    此后十一姑两年一度回大陆探亲,并于1978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个人画展。同时,她还按清单将原存于上海胶州路仓库的14967册珍贵的善本中外图书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遗憾的是这批图书在洗劫中已大部名存实亡,上海图书馆的实收之数充其量不过十之三四。她还向侄女、侄婿交待,所有查抄物品中,仅她与丈夫曾仲鸣的私人通信务必索还外,其余均无关宏旨。

    1979年,朱氏夫妇正式接受方君璧的委托,和十七姑方君瑞共同经营方君璧留沪的物品。不久,他们从有关部门领回一个白布包裹,内有一件淡灰色薄丝棉袍子、成套中式衬里衣裤、一盒剃须刀具、一封英文信件和一本日记。早年就读于教会所办沪江大学、熟谙英文的朱景正,从英文信件中获知,此信是宋庆龄写给汪精卫的,棉袍等生活用品,均为孙中山遗物,赠与汪精卫惠存。至于日记,信中没有提及,不仅造反派,即使朱氏夫妇本身,也不知记者是谁。联系包裹中其他物品的归属,再细细斟酌日记内容,一个大胆的推理令夫妇俩面面相觑,心怀忐忑。遂决定上交有关部门。

    1980年,在方君璧第五次回大陆探亲时,两人向十一姑提及此事,并说明了他们对日记主人的判断,同时说明了他俩的处理意见。有感于国内政治清明,十一姑赞同侄女、侄女婿把孙中山遗物捐献上海中山故居纪念馆,也把日记捐献给国家档案馆的做法。

    方君璧于1984年1月20日至3月13日在法国举办了最后一次个人画展。展毕,迁居瑞士日内瓦,同供职于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次子曾仲鲁朝夕相处,安享天伦。不意在一次外出时摔倒,股骨受伤,虽经手术治疗,但效果欠佳,终于1986年9月16日溘然长逝。

    而在此前的1979年,朱景正、方铿夫妇征得十七姑方君瑞的同意,已把《汪精卫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收藏。

    《汪精卫日记》之谜虽已大白于天下,然而,这部日记当年是如何躲过日寇的搜寻,又由何人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传递到方君璧手中,……等等,等等,疑团纷乱,至为新谜,依然令人困惑。徒奈方君璧今已仙逝,个中奥秘蹊跷,不知谁人能当弥补阙如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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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爆料:唐小僧实控人正在转移资产,销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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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来源:P2P情报局2018-06-21

    近日,资邦金服董事长陶蕾及副总裁卢伟向警方投案自首,唐小僧宣告“爆雷”。

    P2P情报局接到知情人士爆料,自首的陶蕾及卢伟均为外聘高管,并非实际控制人,实控人邬再平(又名邬战)已失联。有迹象表明,邬再平及其心腹正在转移资产。

    据透露,唐小僧原本计划写清盘公告的,高管和“实控高管”打算安全撤退,但是被内部员工举报,所以才有了卢伟和陶蕾的自首。

    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

    爆料人透露,资邦金服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但高管主要分为两类:明面上的高管多为外聘,身家清白履历光鲜,主要用于对外增信并负责非核心部门的管理,被称为“外聘高管”;“实控高管”均为实控人邬再平的心腹,履历普通,声名不显,但公司的核心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资邦金服高管合影(来源:爆料人)

    常务副总裁卢伟便是最典型的“外聘高管”。据资邦金服集团官网披露,其拥有30多年商业银行和商业金融领域从业经历,先后任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通联支付。主要参与了招商银行“一卡通”、“一网通”网上银行、平安银行“新一贷”、通联“通联现金管理”和“通联POS流水贷”等项目,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在商业银行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以及互联网金融账户交互、资金交互、现金管理、财富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管理、实操和创新经验。

    来源:资邦金服官网

    据介绍,卢伟刚入职资邦金服时仅担任副总裁,其主要任务是完成互联网产品的合规化改造。后来因为政策关系,线下门店业务受限,同级别的其他高管纷纷离职,卢伟在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权力越来越大,后升任常务副总裁。

    但财务大权一直未曾旁落。据介绍,财务负责人名为王利,一直跟随实控人邬再平,是最有实权的“实控高管”之一。公司内部有传闻,王利可能是实控人邬再平的亲戚,但没有办法核实。

    副总裁王芳又名王汝芳,是目前仍能联系到的唯一“实控高管”。资邦的大部分线下理财门店都已关闭,但仍留下的有宝山店、松江店、金山店,都交由王汝芳打理。此外,王汝芳还代表公司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并维护相关社会资源。作为被邬再平从安徽带到上海的心腹,王汝芳更重要的作用,是帮助实控人邬再平进行内部管控。而据透露,到上海之前,王汝芳的身份是安徽一家夜场的负责人。

    来源:企查查

    另有两位实控高管,分别是韩某和顾某,在公司内任董办助理和董办主任,与邬再平关系密切。此外,负责另一个“线下盘子”嘉盼资产的潘军凯,以及曾担任行政部负责人的管博等,也颇受邬再平器重。

    潘军凯(来源:爆料人)

    而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的陶蕾,其在公司内的地位介于“外聘高管”与“实控高管”之间。一份内部简历显示,陶蕾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十余年,2012年开始自主创业。简历中未提及具体的创业项目,查询相关工商信息,也未发现陶蕾的创业痕迹。据爆料人推测,邬再平引进陶蕾的主要目的是规避法律风险,而之所以选择陶蕾,更重要的还是陶蕾比较可靠。据透露,陶蕾有一个龙凤胎的哥哥,名叫陶雷,曾在资邦负责文化板块,人称陶院长,与邬再平相识多年,据传曾结拜为兄弟。

    来源:爆料人

    另有传言称,邬再平、陶雷以及一位陈姓老板是在狱中相识,是“狱友”关系。关于邬再平入狱的原因,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开设的KTV涉嫌违法,一说为交通肇事,但最后都由司机、助理等人“顶包”,其中可能包括王汝芳。

    资邦金服的社会关系网

    王汝芳负责资邦集团的对外联络和社会关系维护,其成果在一份名为“送礼清单”的文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在这份送礼清单中,有安徽黄山市公安部门的中层干部,也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律师,有财经媒体的副主编,也有行业协会的秘书长,遍布上海、北京和安徽等地。据粗略统计,该清单共涉及“社会关系”181条。

    资邦金服送礼清单(来源:爆料人)

    P2P情报局向清单中提到的两位行业人士进行了求证。两位行业人士均表示,与资邦金服并无来往。其中一位回忆起与资邦金服的交集发生在一场关于银行存管的行业论坛上,因为资邦金服赞助了活动,出于礼貌与其交换了名片,但从未收到过来自资邦金服的任何礼物。而另一位则表示,在他印象中从未与资邦金服有过交集。

    但爆料的知情人士则坚称,向这份清单中的人员全部送过礼物,由王汝芳亲自送或者快递或者下属送,都有利益往来。

    而王汝芳熟知一切规避风险的手段,提前将个人人事档案调出集团公司,且钱款均未走公司账户,有一部分是由助理名义进行报销走账,而后由助理转支付宝。

    为了经营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邬再平及王汝芳等人搭上了“央企”瑞宝力源刘琅的线,而不惜送股送钱。而刘琅也投桃报李,邀请了包括“百君亚洲全球资本有限公司荣誉主席”、“摩纳哥王子”等社会名流到资邦参观考察,并策划公益社交活动,为资邦高管引见其他高端人脉资源。

    来源:爆料人

    此外,为了更好地塑造资邦的“红色”形象,资邦还引进了退伍军人担任行政和“党建工作”负责人,据介绍,其中牵线人物是管博。管博是从部队退伍的,在部队帮领导开车,初到资邦时,他负责包括线下门店在内的公司所有装修事务。管博还曾担任资邦行政部负责人,后调任至关联公司千岛江海联运市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后来,管博介绍引荐了从海军部队退伍的杜咏秋到资邦担任党建工作负责人,拟任书记一职。而加入资邦后,杜咏秋则策划并组织了一场进军营庆八一的慰问活动,在普通投资者心中努力营造其“有军队关系”的假象。

    来源:爆料人

    资产转移仍在进行

    无数的人脉关系,无数的假象,也只能暂时掩盖危机,无法真正地解除或者缓解危机。当意识到风险没办法再掩盖时,邬再平等人便开始了“撤退”。

    据爆料人介绍,在邬再平等人“撤退”过程中,王汝芳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事发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实控高管中只有王汝芳仍旧在外活动,其任务有两个:一是监视安抚外聘高管团队,让他们掩护实际隐形高管撤退,并顺利完成五月份线上平台新产品的上线工作,筹集资金。二是转移隐匿钱款,销毁所有证据。

    爆料人提供了一辆登记人为资邦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阿尔法JTNGK3DH的汽车的行驶证件信息,并表示这辆已经被王汝芳等人变卖,钱款已被转移。爆料人透露,除埃尔法外,另有宝马、宾利和路虎等豪车也被变卖。值得一提的是,宝马车原本是由陶蕾使用的。

    此外,资邦还有一些隐形资产也被处置了。比如公司在汤臣以前有租用会所,在事发前由王汝芳进行了退租,当时承租人是邬的助理。

    来源:爆料人

    来源:爆料人

    爆料人还透露,王汝芳及其助理王某和司机俞某利用节假日用28寸行李箱从公司搬运转移资产。公司内部监控系统中,他们搬运资产的视频已被王汝芳进行销毁,但物业应该还有监控存档。这些财物中,光部门物资就有几十万,包括名酒、奢饰品包等。

    王汝芳因为担心助理被追查牵扯到自己,安排人员将助理王某在公司的入职信息删除,但王某与资邦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未被销毁,被翻了出来。

    来源:爆料人

    而在邬再平两位结拜兄弟中,除了陶雷在资邦担任职务,陈姓老板也在邬再平转移资产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爆料人肯定地表示,不在公司账目的这些资产被转移的地址大概在虹桥、杨浦,可以确定的地方只有一个,杨浦长阳路1080号一家经营金丝楠木的商户,该商户的老板正是邬再平的“大哥”陈某。

    而在发稿前,爆料人向P2P情报局再次反馈,资金流向在昨晚也有点眉目了,查出一些钱款流向了一家叫欢迹商务的公司,该公司实际负责人是金媛媛。金媛媛同时也在嘉盼资产任职,与潘军凯属于同一个团队。据透露,参与资金转移的还有券商和银行专业人士。

    王汝芳曾表示其在公司账户中没有钱。但据爆料人称,一份王汝芳此前曾出资3500万元认购私募基金,而此基金的管理公司为资邦关联企业:浙江联合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疑为隐匿和转移资产。

    来源:爆料人

    员工们目前能联系到的实控高管只有王汝芳,但是她尚未被调查,有消息说她已提前在执法部门提交了自己的假身份信息。但一份银行开户证明显示,支付联系人王汝芳所预留的电话号码与“王芳副总裁”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一致。据此推测,王汝芳要么使用了化名,要么拥有两个“合法身份”。

    来源:爆料人

    发稿前,爆料人向P2P情报局表示,这些爆料信息是爆料人从多个知情人士处收集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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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销毁400辆克隆出租车 当事人将被处以5万罚款

    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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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8月22日电(记者王辰阳、谭慧婷)近400辆克隆出租车的集中销毁工作22日下午在上海正式启动。

    新华社资料图

    有关部门表示,上海对非法客运行为的高压严打将持续进行,助推打响上海服务品牌,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保驾护航。

    克隆出租车是指外观上以假乱真的仿造出租车,多年来一直是城市交通运营的顽疾,屡次出现克隆出租车绕道收费、偷换交通卡、假币偷换真币、盗抢乘客行李等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上海市各级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各级公安等部门,通过全市性每月不少于2次、区域性每周不少于2次的联勤联动整治机制,末端执法与源头打击并重、街面查处与精准打击并举的创新执法手段,整治社会影响恶劣的克隆出租车等非法客运行为。

    上海市交通委副主任杨小溪介绍,有关部门将采用“亮灯执法”“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克隆出租车、非法网约车等非法客运行为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共查获“四轮车”非法客运案件4961件,其中查处克隆出租车340件、网约车非法客运3606件。

    根据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若干规定,被查获的克隆出租车将面临“联查三处”,即交通执法部门没收车辆并依法销毁,对当事人处以5万元罚款;公安交警部门对当事人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处理,对“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处罚;治安、刑侦部门对当事人“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及其他延伸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作出治安和刑事处罚。

    【延伸阅读】

    《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7月起执行 这样辨别“克隆出租车”

    本报讯(记者李博)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做客“治堵大家谈”节目,详细介绍了《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的相关内容。其中北京市交通委法制处副处长李子成介绍,一些网约车平台“顺风车”业务存在盈利性,或涉嫌非法营运。

    “顺风车”服务或涉嫌非法营运

    对于网约车平台提供的“顺风车”服务是否属于合乘范围,北京市交通委法制处副处长李子成介绍,合乘是一种免费或者合理分担出行费用的一种出行模式,分摊的费用不应该超过出行成本,不能具有盈利性,而目前网约车平台上运营的所谓“顺风车”服务,收费普遍都超过“合理分摊”的范围,这些行为都涉嫌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提供网约车经营服务。

    李子成介绍,2016年北京市发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鼓励小客车合乘。合乘与经营区别在于,经营是由乘客付费,按照乘客意愿或者固定线路行驶;合乘则是由驾驶员主导行驶路线,允许乘车人分担一定的用车成本,但不允许驾驶员通过顺风车平台盈利。只要有盈利性,就属于经营行为。

    据统计,目前北京有两种合乘模式,一种是短途长期,指几个人居住和工作地点相近,合乘一辆车进行日常通勤;一种是长途短期,例如节假日、黄金周多人相约,共同抵达同一个目的地。李子成介绍,今后对于什么是合乘、什么是经营性的活动,相关部门还要出台更详细的界定文件。在执行《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的过程中,执法部门也会对合法合乘和非法营运的行为加强宣传。

    市民三招可辨别“克隆出租车”

    对于机场、火车站周边存在主动揽客、议价的“假出租”问题,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执法综合处处长宋蓉介绍,假冒的巡游出租车,实际上就是克隆车,从外观上很接近正规出租车,对社会危害较大。这些“克隆车”大部分是二手车市场流出的车辆,车况性能较差,驾驶员也没有经过考试培训,一旦发生问题,乘客维权难度大。

    作为乘客,可以通过三方面来确定是否是克隆车:一是看车牌,正规出租车是京B牌照,如果车辆牌照不是“京B”开头,则肯定不是正规巡游出租车;第二要看车况,如果车辆比较破旧,内部脏乱差,就要提高警惕。第三要看服务监督卡,正规出租车需要在副驾位置摆放服务监督卡,乘客可以扫描监督卡上的二维码来了解到驾驶员情况,如果车辆上没有监督卡,就一定存在问题。

    治黑车需各部门联合执法

    宋蓉介绍,按照以往分工,交通执法总队主要负责打击轨道交通车站附近盘踞的黑车。总体情况来看,目前中心城区由于公共交通相对发达,黑车相对较少,城近郊区上下班高峰期以及夜间公交收车后,黑车聚集量相对大。从去年来看,黑车查扣1万辆,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公共交通运力不足,难免还会出现黑车聚集的情况。

    一些黑车司机、黑摩的与执法部门“打游击”,一旦有人观望到执法人员前来检查,就通过微信群等手段通风报信,来逃避处罚,因此执法难度更大。从执法来说,涉及违法停车、揽客、通风报信,还有涉及阻碍执法的问题,一个部门“单打独斗”相对困难,今后公安、交管、城管、交通将会进行综合性执法,同步发力,建立联勤联动机制,解决这一问题。

    广播中,不少市民反映国贸桥、大望路路段交通秩序混乱。对此宋蓉介绍,国贸地区去往燕郊、通州上下班期间瞬时客流较大,公共交通乘客等候时间长,一些人员借机揽客进行非法营运。目前CBD地区交通综合治理已经开始启动。在措施上,交通执法总队把责任明确到各个执法分队,对公交地铁站采取固定点位看守的方式进行巡查。

    同时与公安、交管等部门进行联勤联动,对违法停车、揽客、占道经营、非法营运行为同步进行打击。此外还联合公交集团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今年以来,国贸地区已查处非法运营500起,情况已有所改善,但对国贸地区的交通治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来源:人民网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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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哪里有专业做文件销毁的公司

    沙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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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销毁需要到相关的公司进行合规化销毁,可出具销毁证明,做到保密销毁,上海赛奈是一家专业的销毁机构,自公司成立以来,已和上百家公司合作过,并签定了长期合作协议,文档到期后一个电话,剩下来的事都是我们操作了,让你更省心。

    联系电话 :188 1822 5288 潘经理,上海所有区域都可以快速上门取货。

    上海赛奈销毁公司

    我们的服务是:量大免费销毁,超过2吨就可以免费销毁,量少的适当补贴一点车费就可以了。

    现在各大企业公司以及个人机构,还有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的档案管理工作压力太大,因此必须定期的进行文件销毁,现在市场上文件销毁公司的实力参差不齐,那么如何寻找专业的文件销毁公司呢?下面就来为大家进行介绍。必须要保证公司可以给我们提供最专业的上门服务,能够保证在进行销毁的过程中可以全程进行高级别的保密,就算是对于一些普通文件的处理,也要能够达到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这样不仅不会造成各种信息的泄露,而且能够彰显出公司服务的专业性,也能够让销毁的工作进行得更顺利。

    上海赛奈文件销毁

    还需要了解文件销毁公司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专业的设备,尤其是对于很多大型企业需要进行非常大量的文件销毁,如果设备不是很专业或者是销毁的效率不是很快,这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而且带来非常不好的体验,专业的设备不仅可以一次性处理大量的文件,而且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恢复的可能。

    上海硬盘销毁

    大家一定要能够了解这家公司是否有专业的服务设备,是否能够有专业的销毁人员来进行全程跟踪,能够给我们提供最为专业的一对一的服务,保证可以让信息处理更加的安全,避免废弃信息的泄露。

    上海赛奈芯片销毁

    文件销毁的处理和过程总结如下:

    第一步:给我们的员工打电话,告诉我们你想要摧毁的物品的类型和重量。

    第二步:安排专业的评估人员参观和检查项目的种类和数量。

    第三步:根据协商后的价格,签订合同,确定销毁时间,并为客户提供装箱和其他材料。

    第四步:安排运输人员和运输工具收集销毁物品,携带需要销毁的物品进行运输,并拍照、装箱、密封等工作。

    第五步:销毁物品将被我的公司员工销毁,整个销毁过程360度视频监控和拍摄。

    第六步:销毁工作完成后,我们公司将提供销毁照片和录像,并出具相关费用。

    第七步:客户确认销毁已完成,并支付销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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