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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山:“火炸药王”的人生信念——国家需要的就去做
紫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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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现代科技的“钥匙”,打开了古代中国最辉煌的发现之一:火药的宝库,让位列四大发明的火药,在现代中国焕发出新的辉煌。
王泽山,这个被称为中国“火炸药王”的科学家,凭借着在“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度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三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一等奖,其中两次是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这位推进我国火炸药整体技术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跟随中国兵器步伐,促进让中国的火炸药事业的“复兴”。
2018年1月8日,他第四次登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这一次,迎接他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
勇冠中国“火炸药王”
作为南京理工大学校园中最年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称王泽山为“80后”院士,既因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也因他外形和头脑都“太年轻”。身材瘦削、腰杆笔直的王泽山精力十分充沛,每天走路爬楼健步如飞,他的头脑仍然灵活,82岁还能熟练操作各种数码产品,做漂亮的PPT。
这位“年轻”的老人,他所研究的火炸药曾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现代科技中,火炸药被归入含能材料之中,仍是决定现代武器威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例如,飞机离开了火炸药,就不能发射导弹,坦克没有火炸药,见了面也不能开炮。离开火炸药,现有的很多武器都会失去作用。”据王泽山介绍,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离开它,某些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翻开王泽山的履历,他的科研突破从“废弃火炸药再利用”开始。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储备超期的火炸药成为巨大隐患,由此国库每年都会有万吨以上的退役火炸药。过去,我国的报废弹药基本采用“火烧、炸毁为主”,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世界各大国也都在努力研究报废弹药处理的难题,但是弹药种类多、药型复杂、风险大,使得这项研究进展缓慢。
王泽山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攻关项目,下工厂、跑部队,攻下了一道道难关。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变成了二十余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不仅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为青山绿水远离废炸药的隐忧,提供了技术条件。作为该技术的第一发明人,王泽山摘得1993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泽山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接着冲击“低温度感度技术”——希望通过控制火药燃烧的方式,降低火炸药的燃点,这是一个需要打破自然规律的尝试,非常困难。然而王泽山认准了这个方向,在随后的时间里,他和团队不断尝试,构建了火药燃速与燃面的等效关系,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在1996年又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此后历经二十多年时间,王泽山又发明了“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
“目前各国火炮都是‘双模块装药’,即为了满足火炮不同的射程要求,装药发射前需要在不同的单元模块间进行更换。”王泽山说,如何在不变更模块种类的情况下通过模块数量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火炮对于远近不同目标的打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谁先搞出来,谁就能在炮火技术上领先别人一大步。”退休后的20年里,王泽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这个问题的技术攻关上。最终突破了技术难关,实现了用同一种单元模块,通过数量的不同组合,实现火炮对于远近不同目标的打击,为我国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该技术获2015年度国防技术发明奖特等奖,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60余年,三获国家科技大奖,再到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炸药王”。
制胜世界的科研健将
肖忠良是王泽山的“开门大弟子”,这位如今从事火炸药研究逾40多年的南京理工大学教师回忆说,他研究火炸药时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王泽山的著作,“这是我国自己独立原创的火炸药理论著作。”
尽管火炸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现代火炸药的发展中心却在欧洲。到新中国成立时,建立这方面的技术路线和完善理论体系架构就成为不可偏废的当务之急。在这个背景下,王泽山不仅重视重大技术发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是沉甸甸的。他撰写了15部学术著作、百余篇研究论文,为相对单一的发射装药学向火炮、弹丸、火药、弹道等多学科交叉发展奠定了基础。
“做研究不在意多快能出成果、花多少精力就能见效益,在老师这儿,十年、二十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肖忠良说,从基础科学,到发明技术,再到工程应用,王泽山团队的每一项创新都有原创的原理做支撑,每一个发明突破背后,都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王泽山看来,如今遇到难题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参照国外的解决方案和研究进展,但他总希望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把理论吃透,把原理搞扎实,这是迎难而上的底气,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王泽山说。
让中国的火炸药研究“世界领先”,”在军事领域实现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成果。”这是王泽山科研生涯的终极目标。他坦言:“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老路。”并以此告诫研究团队:“ 一定要有超越意识,不能一味跟踪国外的路径,做简单地仿制研究,而是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
王泽山一生的研究都定位于此。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怡昕的话说,王泽山的研究成果不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领先。
让他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曾是世界各国都“头疼”的问题,当时对废弃炸药通常采取露天焚烧、倒入海洋,或者埋入深深的地下的方法,可这些方法既浪费,又存在环境污染和爆炸的隐患,被国际法所禁止。“废弃火炸药、退役火炸药综合利用是一个循环的、连绵不断的世界军事大国例行的公务,每年都要处理,每年都有新东西。”王泽山说。当时,国际上尚缺少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再利用技术,而王泽山的研究成果,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可行技术路径,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让他三度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等模块装药技术”,曾是国外历时多年因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被迫中断的一项研究。“仅用一种单元模块究竟能不能实现火炮射程的全弹道覆盖?这个问题我连续地思考了三年。最后在思考中设计出补偿装药的技术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王泽山说。
这样一来,我国火炮的射程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25%以上。“在同类火炮比较中,只有比对方射程更远一点,才能在战争对抗中保持优势地位。”团队成员、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研究员堵平说:“正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的提升和攻克,如今,采用南理工火药装药研究成果的火炮,其射程是世界同类火炮中最远的。”
为御外辱誓壮国防
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82岁高龄还跟着团队赴内蒙古,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一干就是十天,亲力亲为做实验。“我这一辈子,除了还能做火炸药研究这一件事,别的都不擅长。”王泽山说,自己的生活跟科研分不开。“ 一旦离开,就会感觉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样的情怀,支撑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奔走在军工强国的第一线?线索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
王泽山出生于1935年,幼时住在吉林市远郊的桦皮厂镇。那时,东北大部已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占据。“我那时还小,不明白什么是‘满洲国’。”王泽山回忆说:由于国民被迫接受“伪满”教育,年幼的他以为大家都是“满洲国”人。但他的父亲却严肃地告诉王泽山:“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父亲的话深深地镌刻在他幼小的心里,驱散了蛮横的入侵者所带来的困惑。
“当时的生存环境多么严峻,如果被告发肯定会没命。”王泽山说:“那个时候,我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就做奴隶,被人欺负。怎么才能好?要有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富强,要强国。”王泽山的父亲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同时也把这份骨气传递给幼小的王泽山。从此,他暗下决心:“绝不做亡国奴”。
1954年,19岁的王泽山高中毕业了,这时,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有战争,愿世界充满和平,但中国的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就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国门。”带着这样的理想,王泽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走进了这所被称作共和国军事科技的“黄埔军校”。
当时,海军、空军是热门,可王泽山却选择了最冷门的火炸药专业。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狭窄、危险性高,被人们视作“一辈子也出不了名”的专业,然而它同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系统中都不可或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武器的装备水平。“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些比较边角的专业,但我想既然是设立的重要专业,国家需要的就都需要人去做。”于是,王泽山成为唯一自愿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
“国家需要的我就去做。”为了这一个信念,王泽山一心扑在火炸药的研究上。他对生活的需求简单到了极致,不用秘书、不要专车、不想为任何琐事浪费时间,甚至连“理发由家里人理,到理发店受人摆布也浪费时间。”在他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固定的一日三餐,甚至泡好的咖啡也总是忘了喝,冷掉再热热了又会放冷,但是他却能准确记得每一项关键技术指标,自己经手的试验时隔多久都能清晰还原。
82岁的他,心中的使命感,一如六十年多前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门前的青年般的强烈与炽热。“我确实有这个精力,感觉必须要做,对咱们整个国防有贡献为什么不做?我接受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它搞好,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
创新路上“不老青松”
“读书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在哈军工读书时期听数学家华罗庚报告而习得的这句名言,王泽山揣摩了一辈子。“我想,华先生的说法有深刻的含义。”他说:“我理解为读书是取其精华的过程,不一定要记住全书的内容或每一句话。但每读一次,要更接近其本质,理解其内涵、掌握其要领。”
这种“追求本质”的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了王泽山的脑海中。“对一个事情,或听别人的一段话,都注意在众多方面的因素中,找到它的核心,并设法用几句话道出它的本质。”他说:“ 在追求本质过程中,我的思想从不空白。”
善于思考的王泽山,无论是科研还是生活,总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锐和热情。
少年时期,他就很喜欢阅读《十万个为什么》这类科普读物,认为这本书籍引导他“去认识绚丽的世界。”“面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各门类的事物,都想问个为什么?”王泽山说,他用这种方式也思考、观察了周围的事物,扩大了知识面。“在思考中,也培养了思维能力和求索的欲望。”
及至走上科研道路,这种热情也丝毫未减。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系统,王泽山是全校第一个大量使用本校的计算机且最早用于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专家。他“躲”在实验室里3年,沉浸在自己的科研里,将计算机技术、诺模图设计原理引入我国火药教学、科研和火药装药学体系中,发展了“解析设计”、“表解设计”和“诺模图设计”的理论和设计方法。在计算机进化至晶体管时代,王院士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问世了。这部50万字的《发射药的应用理论》,陈述了一种新的装药技术和新的设计计算方法,使复杂变得简单。此时,王泽山才40多岁。
王泽山还总结出了一套“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他认为“‘为什么’的思考方法主要是理解和认识型的思考方法,‘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是创造型的思考方法。”“我的20多项发明专利,多数是在创造型的思考中形成的。因此,我也在教学中,常用‘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他说。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面对学生们有时天马行空的想法,“王老从不简单否定,而是和我们一起耐心分析利弊。”博士生刘志涛说。
即便是如今耄耋之年,王泽山也从来不在办公室内坐等实验数据和结果出来。有一次团队去内蒙古靶场做实验,当时室外的温度已经是零下26-27摄氏度,就连做实验用的高速摄像机都因环境条件太恶劣而“罢工”了。可王泽山却和大家一样,在外面一呆就是一整天。一天的实验做下来,年轻人都感觉疲惫不堪,可王泽山,晚上还要核对和验证白天取得的各类实验数据,反复查找实验过程有无疏漏之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倦似的。不管前一天睡得多晚,第二天他照常会精神焕发地和我们一起出现在实验现场。”堵平说。
在生活里,80多岁的王泽山却活出了“80后”的精气神。他精力充沛,每天开车上下班,他喜欢接触和了解各种新生事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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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讯飞教育论坛:科技为教育赋能
庾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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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在第73届中国教育装备展举办之际,“2017讯飞教育论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专家、学者、业界精英共聚广州,探讨信息化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改革等问题。
科技如何为教育赋能?
智慧教育正在引领全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成为技术变革时代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教育改革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说,2017年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元年,许多的人工智能在应用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像智学网、E听说、智慧课堂等等,走进了全国12000多所学校,覆盖了8000万的师生,为老师和孩子们的教和学带来了新的体验。
据中央电化教育馆副馆长蔡耘介绍,目前我国中小学联通的互联网率已经从2012年的25%上升到如今的87%,多媒体教室的比例从不到40%提高到现在的80%,每百名中小学生拥有的计算机从八台增长到12台,教育信息化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随后他说道,信息技术对课程教学,学习评价等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信息技术,更是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有效方法,为实践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路径。
广东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唐连章说,教育的发展逐渐从原来的黑板粉笔,经历了PPT投影交互,到现在的物联网加自动化,再到未来的智能课堂互联网,新技术在教育界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它不仅让老师备课更加简单,更了解学生的个人状况,也重新解放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为他们节约了更多时间进行课外活动。
教育如何推动科技的发展?
科学技术能促进教育的发展,但反过来,教育也是科学进步的基础,说到底,教育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要让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就需要持续推进教育的改革。
未来论坛发起人兼秘书长武红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需要对科学的认知,需要科学的精神,需要科学启蒙好奇心。要让科学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未来论坛的使命,正是把全球最顶尖的华人科学家汇聚在一起,把他们的智慧和未来的孩子进行连接。”
科大讯飞教育事业群副总裁汪张龙说,技术和教育结合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用途,第一,可以实现教学过程的个性化;第二可以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第三,可以促进新形势下教育的一些新的要求。未来可以让学生通过学校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方面的展示与教学,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行星科学家、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强调了科普的重要性,他说,科学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它是一种发出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增加人们的理性思考,对一个人的成长十分有帮助。科学家肩负着用科学来认识社会,用科学来影响社会,用科学来造福社会的责任。他鼓励更多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去尝试科普教育,从而加速科研圈和教育圈的融合。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李璧亮则提出了老师的角色转换问题,他说到,在智慧课堂上,老师的作用照样是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指导学生在面对大量的信息时如何进行学习,如何进行选择。同时,技术的应用也延伸了老师的表现力,可以让课堂更加有意思,所以老师不用担心会被取代,但是不会技术的老师会给淘汰。此外,老师也要防止技术凌驾于教育教学之上,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学生身上,而不能本末倒置。
科大讯飞:AI与教育融合开创教育新局面
教育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科大讯飞在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主动进军教育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助力孩子实现人生梦想。
在12月27日举办的中国教育装备展上,科大讯飞展示了他们在教育领域的最新成果。他们不仅能通过大数据对孩子们的作业与测验中的中英文文字、公式和符号进行识别、分析与评阅,还可以对每个孩子的家庭作业进行区分,分析孩子知识点掌握的前后相关性,了解其薄弱环节,把孩子已经掌握的、重复的学习内容删掉,再进行个性化推荐,提高了孩子学习的趣味性和效率性。
目前,科大讯飞依托国际领先的大数据处理、语音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工智能服务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已经开发出涵盖教、考、评、学、管全业务的智能教育教学产品体系,积极推动教育变革。
在展会上,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对杜兰说,做大数据教育一定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不要以应试为目的。杜兰回答:“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能让老师提高效率,让学生节约时间,并且降低焦虑情绪。”
杜兰还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教育一直是科大讯飞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方向,他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让孩子们能够快乐的成长。
(见习编辑:陈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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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芯”研究 杭州有位女科学家不得不提
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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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被封杀后,“中国芯”由一个事件,变成一种情绪,一种行动,以及摆在中国企业、学界面前的重大问题。仿佛是美国的一记重拳惊醒梦中人,一夜之间,中国的芯片行业被“激活”了,人人豪情万丈,似乎突破困境指日可待——
4月20日,马云宣布进军芯片行业;4月23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发布数字信号处理器“魂芯二号A”;5月3日,中科院发布国内首款云端人工智能芯片……
“然而,大家还没意识到最大的信息安全危机。”
说这话的,是一位85岁的科学家。
你很难想象,就在杭州下沙一所大学里,有个历史悠久的微电子研究中心,一直默默地探索集成电路发展之道。而这位85岁的老科学家,就是这里的精神领袖、第一代“掌门”。
她叫邓先灿,在中国半导体器件研究领域享有崇高的威望。1956年,她参与了我国第一只晶体管的研制,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邓先灿(居中者)和杭电微电子研究中心的老专家们合影。
邓先灿于1988年来到杭州,并于1991年创立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
最近几年,邓先灿一直在号召国外的弟子们,回国钻研“中国芯”。包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冯晖教授,从德国回来在昆山从事射频芯片开发的脱西河博士,从美国回来在杭州创建华澜微的骆建军博士等。
当记者慕名拜访这位“世外高人”的时候,已经在半导体和芯片领域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前辈,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或许还面临更大的信息安全危机!
“芯片危机”只是起步
更严重的是信息安全危机
去往邓先灿教授家里的路上,她的学生,杭电微电子研究中心的樊凌雁老师,自豪地把导师的辉煌履历讲了一路,宛如一个“安利”偶像的小粉丝。
在徒子徒孙心目中,邓先灿这个名字是神一样地存在。
“因为老师是‘半导体所’的,那是‘国家队’。”
樊老师说的“国家队”,是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半导体研究所(简称半导体所),这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研究所,集中了最顶尖的研究者。1988年,邓先灿从半导体所调任到杭电,那个时代,杭电是微电子研究领域里响当当的“名门”。
“当年慕名来报考邓老师门下的,都来自重点大学,包括清华、上海交大、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樊老师说,“邓老师四十年前就拿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相当于现在的特等奖,这在科研领域是了不得的荣誉。”
记者正想着如何能从老先生从前的辉煌履历转到当下的芯片焦点问题上,没想到,进了邓先灿的家门,还没寒暄完,老先生直接拿出了一叠准备好的PPT,和最近的报纸关于芯片的报道,开始“上课”。
从CPU、操作系统到存储器,科普了一遍计算机和芯片基本知识。
她以微电子中心开发成功的硬盘控制器为例子,说明芯片对于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保障信息存储的安全,需要用我们自己的控制芯片来存储数据,越快越好!”
为什么控制器芯片这么重要?按照邓教授的描述,硬盘就好比是数据存储的仓库,控制器芯片就是仓库的看门人。“看门人必须是中国人,信息才能够安全。”
信息时代,大数据无处不在,而所有的数据都必须进出硬盘。芯片控制器如果被安装了电子炸弹,或者埋伏了木马病毒,就不是软件方法可以防堵的了。
“假如国家重要部门,如军队、银行的硬盘控制芯片全是进口的,那么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邓先灿说,“由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芯片做的硬盘,来存储中国的数据,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中心
我们的技术曾经距离
“世界前列”是那么地近
忧国忧民的邓先灿,在滔滔不绝讲完了控制芯片危机之后,记者终于有机会开始“正常”的访谈。然而一提到中国芯片的发展历史,邓先灿就一声叹息。
“我们起步的时候,距离世界只有几年。”
“芯片”,就是一块内含集成电路的小硅片。集成电路中有成千上万个电子元件,尺度在纳米级。而晶体管就是集成电路最基本的元件之一。
早在1956年,中国就制造出了第一个晶体管。那也是中国在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领域里,距离世界最近的时候。
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是1947年12月,由肖克利和他的两位助手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时发明的。1950年,第一只PN型晶体管问世。
肖克利三人因为发明晶体管,于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在同一年,中国国务院召开会议,制订出著名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并宣布,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为特别紧急、需要优先发展的科学项目,被称为四项“紧急措施”,由中科院负责落实。
邓先灿就是那一年加入了中科院的半导体器件研究,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之一。
为了攻克晶体管,1956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等5所高校联合在北大办学,对研究人员进行集中培养。给邓先灿讲课的教授全是当时学术界的殿堂级人物,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等。
“为什么做芯片的人才很难培养?因为涉及的知识领域特别广。要懂得载流子在晶体里怎么走,要懂量子力学、原子物理,要学电路设计,同时还要学计算机编程语言。”邓先灿告诉记者,“我在60多年前就已经学了编程语言。”
60多年前,连C语言都还没有诞生呢!
邓先灿回忆,做半导体工艺的净化车间,要达到1级净化标准。“那是什么意思呢?一立方英尺的空间里只允许1个灰尘,这个灰尘的直径只有0.5微米。我们正常的空间里,一立方英尺里有500万个这样的灰尘。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净化车间就要耗费多少资金。”
当时所有的研究人员都集中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6年11月,他们在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学家王守武先生的实验室里研制出第一支晶体管。
“晶体管做出来以后,《人民日报》报道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来祝贺了。”邓先灿说,“后来我回到半导体所继续研究,第二年,我们的晶体管做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们直接送给毛主席听。”
邓先灿和她的同辈科学家们,曾经距离世界的前列那么近。然后,就被十年浩劫打断了。斗转星移几十年后,计算机科学早已进入了软件时代。
“你想知道今天的芯片工业现状,问问我的学生骆建军。”邓教授说。他是邓先灿高足,受导师号召回国研究“中国芯”,关于芯片他有很多话要说
为何芯片制造这么难为何没有生产线的硅谷却能领先世界为何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硬件设计
听说是敬重的导师邓先灿推荐采访,还在美国出差的骆建军马上给记者打来了越洋电话,关于“中国芯”他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骆建军是邓先灿的弟子。上世纪90年代,骆建军曾经在东方通信成功开发光纤通信SDH/SONET系统的专用集成电路,当时比华为、中兴还早。
但是那时候,国内业界还没有认识到自主研发芯片的必要性。
也是在那时候,美国公司把骆建军挖到硅谷,担任高级设计师。又过了几年,骆建军就和楚传仁先生一起在美国硅谷创业,成立了Baleen System公司,从事固态存储控制芯片的开发。
后来,邓先灿将自己这个最得意的弟子从美国召回杭州,让其传承自己在微电子研究中心的衣钵,当了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教授。当时,眼光长远的邓老就指示弟子,必须创立自己的企业:芯片必须产业化,必须走出国门,这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骆建军由此创立了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陆续推出了存储卡、U盘、固态硬盘(SSD)、计算机接口及硬盘阵列等一系列芯片产品,不仅仅中国公司采用,也被国际市场接受,在中国大量进口芯片的背景下,逆向出口全球。
每个芯片都是
微观世界里的“超级城市”
“芯片确实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因为它太小了,比指甲盖还小。”骆建军说。
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封装起来的黑色小硅片,却是一切电子设备的核心,包括高铁、飞机、电视机、手机的核心,甚至是发动机的发动机……
为了让普通人理解芯片的复杂度,骆建军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拿到一般的显微镜下看,就像是一张上海市地图;拿到更高级的电子显微镜下看,就能看到每家每户的窗户、阳台,一扇扇门,一条条马路;大家平常说的28纳米、15纳米,就是这个城市建筑的最小尺寸。”
这个尺寸有多小?1纳米大约相当于六万分之一的头发丝。
如此细微的结构,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显现其宏伟壮观,所以,集成电路设计就更被人忽略了。
“但是今天,硅谷占领了芯片设计和软件这个产业金字塔的顶尖。”骆建军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硅谷,拥有很多半导体生产线。硅谷也以此从一个葡萄园为主的干旱山谷转变为以“硅”工业为核心的高科技基地。
到了九十年代,这些生产线逐渐移到了美国偏远地区、亚太地区,台湾、韩国、新加坡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很多生产线,集成电路开始发展起来。
“今天的硅谷,已经基本上没有生产线。”骆建军说。“以设计公司和软件公司为主流。”
例如,全球GPU领军企业(英伟达)、全球最大的可编程器件公司XILINX(赛灵思)、通信芯片公司Broadcom(博通),都是没有生产线、纯粹靠智慧设计在领导全球某个产业方向。
芯片技术要靠一点点积累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骆建军说,集成电路设计,就好像设计一座“新上海城”:马路是七层甚至八九层立交的;建筑物有几百万座;拥有几千万人口,几亿扇门窗不断开关;所有建筑物的门窗一秒钟要开关上亿次,而且不能够有一扇门窗的开关不准确。
“在这张超级地图上,每个房间都要供电、供水,一两个房间水压不够就可能造成电路计算不准确,你的飞机就可能掉下来,这就是失败的芯片。”
集成电路芯片在设计环节出现任何一个小缺陷,就必须重来。重新设计又需要至少1年时间,几千万元的投入。
“所以集成电路设计需要从软件到硬件的高超的设计、指挥、风险控制能力。”
为什么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那么少呢?
面对这个问题,骆建军解释说,今天的集成电路设计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特定技术要素的;另一大类实际上是系统级设计,用技术语言说是“片上系统芯片”(SOC),内部不仅仅有硬件电路,还有软件在跑。
“设计这样的芯片,实际上是设计一个完整的系统,就好比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真正的高手是内功和外功一起修炼、都达到了极致的。而且,外功招式漂亮很容易,内功却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玩不得虚,必须十年磨一剑才可能成功。我在学校遇到的学生,相当大一部分对硬件甚至有种‘畏惧’的感觉。”
现在的年轻人
鲜有愿意从事硬件设计的
国内目前的情况,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不如意,骆建军感觉很无奈,但又认为可以理解,他感叹说:“当年同班同学至今坚持做本专业工作的已经十不存一了。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家都来搞集成电路,放弃房地产、放弃金融产业这样的发财机会,这是不合情理的。”
他认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兴旺,应该是各行各业都有合理的利润,科技含量高、风险大或者付出劳动多的产业,就应该多得,这才是“多劳多得”的基本立足点。同时,我们的芯片也要尽快融入高度国际化的全球半导体产业。
“集成电路行业,技术变革太快了,我们的学术团队和教育系统也要加快改革。”骆建军说,“大多数工科院校的老师,并没有实际工业经验。我们必须把产学研联合提高到新的高度,要有更加接地气的政策。当然,产学研是工科院校要倡导的,对于理论研究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人精力有限,只能带有限的学生,杯水车薪。“每个学生特点脾性不一样,高端人才必须因材施教,不可能工业化量产。”邓先灿先生说,而更让她担心的,是现在高校里的年轻人,鲜有愿意学硬件设计的。
“硬件设计的纠错成本特别高,纠错周期也特别长。而做成的芯片,却又非常廉价,一个只卖几毛钱。”邓先灿说,“做软件就不同了,调试软件的成本和时间比较少,而软件工程师的薪水又很高,所以,年轻人都去做软件设计了。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去做互联网创业了,还有谁来做芯片呢?”
然而,“无芯缺魂”的现状必须改变。
“媒体上宣传的这个芯、那个芯,包括华澜微的存储控制芯片,都解决不了中兴的问题,因为中国需要的是成千上万的芯片公司,从材料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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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星微组建成立“AI芯片公司”,第二代AI芯片即将发布
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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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微网消息,寒武纪A轮融资1亿美元、地平线A+轮融资近亿美金、商汤科技B轮融资4.1亿美元、旷视科技C轮融资4.6亿美元……
在过去的2017年,“人工智能”成为了科技圈和资本圈最热的词,而明星AI 创业公司也成为了资本盛宴的主角。不过,相比这些高调的初创公司,经历过产业“概念”兴衰的很多传统芯片在AI 领域布局更显低调与务实。
近日,集微网在年终走访中发现,早在2016年6月就宣布,发布中国首款人工智能处理器的中星微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不仅在2017年年底由张韵东带领下的团队推出的“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SoC芯片的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了“北京科技进步奖”,公司还组建成立了“AI芯片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有限公司,张韵东出任董事长。不久后将推出第二代AI芯片“星光智能二号。”
“星光智能一号”商用超几万颗,二代即将发布
事实上,相较于寒武纪与地平线2017年才推出AI芯片IP或处理器,中星微在AI 芯片的布局更早。2016年6月20日,中星微就在北京宣布,经过五年多的攻坚克难和不懈努力,中国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芯片诞生,并已于2016年3月6日实现量产。
根据官方信息显示,这颗芯片被命名为“星光智能一号” ,内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神经网络处理器(NPU),支持Caffe、TensorFlow、MXNet、Torch等神经网络框架,同时集成了视频编解码器。在功能上,“星光智能一号”AI芯片主打视频监控应用,它采用了“数据驱动并行计算”的架构,彻底颠覆了冯诺依曼架构,极大地提升了计算机能力与功耗的比例,不仅支持高清视频的采集和编码,而且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化目标分类检测可识别人、车辆、非机动车等,并可对视频内容结构化描述标签,如蓝白条纹T恤、黑裤、男子等。
发布之初,产业界对中星微的质疑声不少。有一部分人认为,做安防监控的集成商,发布首颗AI芯片更像是PPT产品。不过,据集微网了解,作为中星微的第一款AI芯片,目前“星光智能一号”的出货量已经有几万颗。这颗芯片不仅在安防监控领域,还被客户应用到生态保护、智能家居、无人系统、航天军工、高铁运维等系统上。
张韵东表示,“从客户反馈来看,星光智能一号发挥了前端AI优势,在视频监控领域对目前识别、分类、跟踪都有独特优势。传统方案存在误报、漏报较高等问题,而采用星光一号后精准度大幅提升,识别方面要比人眼更灵敏。”
“第一代产品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目前客户反馈了一些问题,我们将在第二代上重点解决。”张韵东说道。
据透露,中星微的下一代产品“星光智能二号”具备更高的性能。按照目前进度看,发布时间将在2018年第二季度。此前有媒体已经曝光了部分信息,包括第二代NPU的运算能力可满足1080P@30fps视频的实时分类检测,是第一代NPU的16 倍。 NPU的运算频率最高可达到1GHz,比第一代提高了2 倍等。
中星微拆分成立“AI芯片公司”
除了在产品层面的推进,中星微也在谋划更大的布局——拆分AI芯片部门,专门成立了北京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据集微网查询,北京中星微人工智能芯片技术有限公司已于去年12月25日注册成立。张韵东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据悉,新公司团队已经组建完毕,即将启动融资计划。
来自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已达到592家;有20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纳入研究方向。融资方面,预计2017年全年,国内AI领域的融资额超过200亿人民币,几家明星创业AI 公司估值更是高达约10亿美元。
对于资本市场火爆的热情,张韵东表示,资本的关注可以加快行业发展。不过,在AI芯片领域需要更多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目前很多AI创业公司都是刚刚毕业没几年的团队,他们更多提供的是IP,在工艺选择、流片经验上传统芯片公司更有优势。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张韵东表示,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无法从理论上反向推导,依赖大数据训练使得在一些可靠性要求高及提供大量数据比较困难的场合很难实际应用。
中星微人工智能将努力在这方面做一些技术上的突破,一方面结合现有AI算法上的最新进展如对抗网络等解决一部分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让AI2.0和传统人工智能AI1.0的技术快速结合,采取双引擎的方式,这样既能继承过去传统人工智能多年的发展成果又能快速应用AI2.0的最新技术,可能也是现阶段比较务实的一个办法。
对于中星微人工智能公司的优势,张韵东给出了四点:
1.视频芯片十几年的积累,人工智能领域默默的多年投入。外界谈到中星微时更多认为安防监控领域的集成商,实际上中星微依靠芯片起家并获得多项国家大奖。其中“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膺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早在2006年,星光系列芯片销量就突破1亿颗。此外,公司还承担公安部项目,与公安一所牵头制定安防监控SVAC国家标准,开发“星光安防” 系列芯片。在AI 芯片领域很早就投入布局。据张韵东表示,公司自2014年起中星微集团开始投入人工智能芯片项目,2016年6月对外发布第一颗NPU芯片,累计投入3.7亿元。
2.打通产业链的能力,构建起AI生态。AI除了芯片外,数据、算法与应用也很关键。在应用方面,中星微作为国内安防监控系统领导者,目前已拥有从芯片到云端的整体解决方案,所涉及客户都是国内领先的巨头企业。这不仅让公司更贴近了解客户需求,而且也为AI 训练积累了宝贵的数据资源。在算法上除了自己的指令集工具外,还与国内一线的AI算法公司达成合作。张韵东表示,中星微在AI 产品上的商业模式是开放的。只要对于用户有利,都可以进行合作。
3.经验丰富的AI 技术团队。公司核心团队普遍具有20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彼此多年合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同时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平台,已经和国内外多家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时刻了解国际最领先的AI技术发展潮流,为AI技术的进一步市场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4.中星微积累的品牌客户资源。在视频监控领域过去十几年,中星微本身积累了不少品牌客户资源,包括三星、索尼、惠普、联想等著名厂商。另外,中星微常年承担国家重点项目如核高基、973项目等,在国防、航天、公安的多个重要研究单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国内主要的家电厂商几乎都是中星微曾经或现在的客户。目前人工智能芯片产品已经在安防等行业实际销售。
在谈到新公司未来方向时,张韵东表示,目前看AI 会率先在机器视觉领域爆发,公司将继续在图像AI 领域深耕。未来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摄像头都具有AI。
校对/小秋
图源/集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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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风云40年!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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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中关村,半部改革史。
文 / 华商韬略 熊剑辉
【1】
40年过去,回顾中关村传奇,依然要从陈春先说起。
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下飞机悬梯的人当中,就包括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这一年,他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斩获一等奖,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人生和国运如果有四季,这都称得上是“春天”。
当年,美国在国人眼里还是“腐朽没落、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但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转下来,陈春先却看到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仅靠一家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60年代,中美研制第一台激光器的“时差”仅有半年;20年后,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激光工业,中国的科研成果还躺在实验室里。
联想起这些差距,陈春先的心隐隐作痛,脑海中浮现出了“中关村”。
当年,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振聋发聩地表示“只要转变观念,我们也能做到”,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创办一家“硅谷公司”。
“文革”结束仅3年,陈春先敢说这样的话,有人觉得他疯了。
陈春先则比这些人想象的更疯狂: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的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但在当时,别说中科院,就是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却石沉大海。
好在,很快来了一个叫赵绮秋的关键人。
作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在“访美报告”现场就被陈春先圈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但可以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先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一番“曲线救国”,“服务部”开了张。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纪世瀛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
但与此同时,陈春先“腐蚀科技队伍,侵占公共房屋”的“小报告”,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证明其腐蚀的证据是: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
大家都在观望、迟疑、看笑话,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
他跑美国、倒芯片,造了批核聚变电源开关,狠赚了3万块;他办培训班,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成为日后“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
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却看不惯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15元津贴,等于涨了1-2级工资。风言风语更加多起来:服务部卖产品给物理所,就是“损公肥私”;卖给外单位,典型的“吃里扒外”。
不久,物理所领导开始扛不住舆情纷纷,也有人本身就羡慕嫉妒恨。他们公开批评陈春先、纪世瀛等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然后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
诽谤、查账、被拘接踵而来。人们意识到,陈春先不但要受处分,还可能蹲大狱。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只有纪世瀛几个铁杆跟着死扛。
倒是赵绮秋这个“外人”,跑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喊冤。但,无济于事。
愁苦的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引发了这位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关注。结果,陈春先的遭遇登在了1983年1月6日《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份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逆转了陈春先的命运。第二天,陈春先的审查即被制止,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和鼓励。
1983年4月,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似乎到此就戛然而止。
此后,陈春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不但未积累起财富,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颇为凄凉。
2004年8月10日,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他捐出眼角膜,留下了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
这位大智大勇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2】
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一位标志人物:王洪德。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反叛”,才有中关村“两通两海”的时代。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
当年,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
这也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
1979年,为了解决知青就业,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一年大赚60万,轰动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年8月,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于是怒创“京海”,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
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公司等中字头大牌都来竞标,但北大的人却只信他王洪德这个人。
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从此一发不可收。凭借工程质量过硬,国家远洋、国家计委、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1987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3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陈春先、王洪德的创业壮举,刺痛了中科院和海淀区,“科技人员能办企业,官方为什么不能搞?”眼见着科研经费被削减,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10万,创办官民合办的“科海”。
创立科海,是希望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能在海淀区的企业中推广应用。20多项新技术拿出来,成功率却很低。比如化学所的人造大理石,拿到面包房做装饰墙,结果室温一高变了形。企业认为是技术不靠谱,化学所觉得是企业素质差,不懂得控制固化温度。
而且,双方彼此嫌弃,怎么都谈不拢。
这样的心态,让科海没能走得太远。虽然,它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空气加湿器、财务管理系统等,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也赚了些钱。
但京海、科海的先后尝试,却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他们想下海,但却没资金,把他们的蠢蠢欲动看在眼里、也想搞一番产业的海淀区四季青乡,决定出资合作。
1984年5月16日,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乡里出资2万,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四”取自四季青,“通”有“四通八达”之意;英文“Stone”意为石头,有人解释为: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
四通的第一单生意,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打不了中文、又卖不掉的日本打印机。他们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写了套打印中文软件,结果迅速脱销,公司大赚20万。
沿着这条财路,四通发现,单位买电脑通常只用来打印,“电脑+打印机”却要5万块。如果能造出一种便宜的打印一体机,一定有市场。
1985年,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机横空出世,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一年时间,公司就狂揽3000万,转年破亿。
1993年7月,四通电子成为北京赴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第一股。
鼎盛时代,四通一家在中关村的纳税占比高达60%,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以“四通桥”命名,令联想、方正等黯然失色。
但在1997年,一场金融诈骗让四通负债2.4亿,2002年才走出困境。期间虽投出过新浪这样的大黑马,但之后,四通昏招迭出,先是接盘史玉柱的脑白金,后又跟随黄光裕搞地产,最终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
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100万,于1984年11月开业。
信通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靠着把这项荣获科学大奖的技术产业化,当年就赚了12万。
但信通并非一家富有远见的企业。
当年,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并商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结果,计算所卖出93块、信通只卖出7块,计算所据此分大头,信通坚持对半分。
最终,信通求锤得锤,成就了日后联想的汉卡伟业。
此后,信通业绩还一度冠绝“两通两海”。但在90年代初,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
【3】
1984,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
这一年,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柳传志坦言深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萌生了创业念头:“憋得太久,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1984年10月17日,联想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以及20万开办费。大家七嘴八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柳传志却一脸愁容,对未来并没有底。
发愁是有原因的。这年,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预计5年后全取消。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所里布下这支奇兵,就是希望能探条活路。此时,“两通两海”在电子一条街赚得风生水起,自家人还像没头苍蝇,怎能不愁。
机会很快来了。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这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到手每台就能净赚上千块。一笔大钱在招手,柳传志千叮咛、万嘱咐要先验货、后给钱,结果还是一口气被骗走14万。
那年头,柳传志一个月挣78块。骗子骗走的,是他150年的工资。
困境中的柳传志,并不知道该如何反败为胜。他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带着人在路边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衫,好把窟窿堵上。
“两通两海”一年赚钱千万,40岁的自己摆地摊。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柳传志咬着牙干了。就算心再大,他也不敢想象自己20年后会把“蓝色巨人”的全球PC业务买下来。
无意间,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柳传志得到消息、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一伙人肩挑手扛蹬三轮,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
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也是中关村龙腾虎跃的传奇之始。
【4】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
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
1988年,王莘毅然辞别联想,靠在中关村倒卖软件攒下第一桶金。1993年,他联手中国最顶尖反病毒专家刘旭,创立了一家尽人皆知的公司——瑞星。
1986年,当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卖疯时,“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也来到了中关村。他先进四通,后入金山,历经三次肝病爆发,却在病床上凭一己之力做出WPS,横扫整个文字软件市场。之所以这么玩命,只因他认准一条死理:“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把作为信息产业灵魂的软件产业,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智慧上。”
1988年,被柳传志“忽悠”进联想的郭为,先琢磨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又把登在《人民日报》上、联想汉卡荣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生生改成了“一等奖”;同年进联想的孙宏斌,还在柳传志调教下“校正”山西口音,两年后被送进了班房;而真正执掌联想未来的人,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赶毕业论文。
这一年,身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也在柳传志创业事迹的感召下,扔掉了“金饭碗”,扎进了中关村。他和搭档苏启强用5万块创立“用友”,2001年用友上市时,身家50亿的王文京年仅36岁。
苏启强没等到用友上市那天。
1993年,他就与王文京分道扬镳。1994年,他用王文京倾囊回购股权的钱,创办“连邦软件”,成为了网点遍布中国的正版软件专卖店,在无数抱小孩的妇女问你“要光盘吗”的中关村,活成了一股清流。
1995年,瀛海威将“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牌竖起,宣告互联网降临中关村。
这一年,搞出“中国黄页”的马云,朝圣般来到瀛海威,拜会偶像张树新,却只受到会面半小时的接待。出来后,马云凝望着瀛海威的广告牌说:“如果互联网有人死,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
随后,他找到体委的人说,奥运会马上要开了,我们中国的网页不能是空的;但勉为其难接待他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特别强调:不预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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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基巡航导弹总设计师刘永才:廿年铸“剑” 科技报国
杜伊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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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到刘永才时,感觉他和一位邻家老者没什么两样——头发花白,面容清瘦,说起话来柔声和气;他的穿着也格外朴素,一件普通的夹克,他能洗了又洗穿上好多年。实际上眼前这位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老人,正是我国著名导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陆基巡航导弹总设计师。
20多年间,刘永才和他的团队卧薪尝胆,研发出中国的陆基巡航导弹,使之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国利器”之一,也使我国飞航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刘永才也因此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兑现着自己对祖国无声的誓言。近日,刘永才接受了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畅谈他的科研人生。
刘永才
刘永才出生在吉林长春,6岁时不幸失去了父亲,全家只能靠母亲在工厂做工或在街头摆摊维持生计。“我小时候最怕老师催着交学费,后来学校看我家实在太穷,就免除了我的学费。”刘永才说,他唯有刻苦读书才对得起国家的关怀。后来因为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我连书都念不完,所以现在能有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我觉得很自豪。”
从零开始啃“硬骨头”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是我国导弹研发的主要基地之一。20多年前,刘永才被任命为中国陆基巡航导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研发巡航导弹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
刘永才回忆说,当时,尽管参加过多种型号导弹的研制,但对于巡航导弹他还是头一回接触。“飞航导弹以前射程最多上百公里,而巡航导弹则是上千公里以上。这对技术提升完全是另外一个量级的。”刘永才表示,相比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有独特的优势——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可以超低空飞行,因为它没有固定弹道,很难被发现和拦截;同时巡航导弹也适用于多种发射平台,地面、水上、空中、水下都能发射。
任务艰巨,但作为导弹专家的刘永才深知研发巡航导弹的重要性。一开始订的任务目标是要在四五年内研制出来,而美国当年研发第一型巡航导弹就花了12年。刘永才坦言,能否研制成功,其实心里没底,但他没有退路。
刘永才
搞导弹研制,每一项技术攻关都是啃“硬骨头”,因为没有前人研制的样本可供参考,也没有学术资料可供钻研。那段时间,刘永才白天和团队的年轻人一起开会,讨论方案,晚上看材料看到深夜,如果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到实验室验证参数,他会立马披上衣服,连夜赶回实验室验证自己的想法。到后来,刘永才嫌从住处赶到实验室麻烦,他干脆以实验室为家。
在他的工作单位,常年放着一张只有50厘米宽的折叠床,上面架着两床被子。每次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刘永才的眼睛实在困得睁不开,就躺在折叠床上眯一会儿,醒来后继续看材料。往往同事们第二天回来上班时,都能看到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草图。
“巡航导弹研制初期最大的两座大山,一个是发动机,另一个是制导技术,这些关键技术你指望从外国引进是不可能的,只能让靠自己。”动力系统是刘永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团队中很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此,当时专门成立了该型发动机总体研究室。当时能找到的只有一两本外国的参考资料,刘永才只好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捧着字典,从语言开始学起,随后再将其翻译成中文。
随后,刘永才又带领团队攻克了制导等十多项技术指标难题,然而,在航天型号研制中有一个规律,新技术研制一般不超过30%,否则研制风险会大幅增加。但在巡航导弹研制中,刘永才却打破了这个规律。这个型号定型以后,其中有70%都是新技术。
刘永才院士
他比小伙子还拼命
多年来,刘永才养成了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的习惯,一旦脑子里闪过什么好的想法和点子,他会随时纪录下来。即便是睡到深夜,他也会因为脑海里的灵光一闪而条件反射地跳下床,拿笔记录下来,时不时还自言自语几句。“我这个人闲不住,即便身体上闲下来了,脑瓜也闲不下来,总想着趁现在大脑思维还比较灵敏,多思考一些问题。”平均算下来,他每天总的睡眠时间不过四五个小时。
刘永才是全国劳动模范,而他的表现也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在工作中,他是永不服输的“拼命三郎”,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虽然他今年已经77岁高龄,但工作起来,他却比年轻小伙子还拼命,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很多他的同事不知道,常年奋战在一线的这位总师,因为饮食不规律,不能按时吃饭,加上积劳成疾,早在30多年前便已进行过胃部切除手术。1981年7月3日,刘永才上消化道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经过剖腹探查,他最终切除了2/3的胃,直到现在,刘永才的胃还经常隐隐作疼。
常年超负荷工作给刘永才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一回现场排故时,他胃病复发造成大出血,生命垂危。当他被紧急送回北京的手术室时,血压已经降到了零。
无数次挑灯夜战,数不清的“5加2”“白加黑”,刘永才总是一笑而过。“我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可能上了岁数睡得少吧。”刘永才幽默地说。而团队里的年轻人却看在眼里:20年间,刘永才本是乌黑的头发白了一半。
刘永才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热爱祖国,奋发图强,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像钱学森这样的“两弹一星”元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成为科学家里的楷模。从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刘永才
卧薪尝胆终如愿
2001年1月13日,是一个让刘永才难忘的日子。为了那次靶场试验,刘永才准备了整整十年。但让他难过的是,气动力试验弹发射出去不久就坠毁爆炸了。“远处突然发出雷鸣般的一声巨响,空中升起了黑色的烟云。我们都知道,发射失败了。”当时已经60岁、作为巡航导弹电气系统主任设计师的许国兴抱着导弹残骸泣不成声。至今,他仍对当时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作为型号总师的刘永才更是面临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有人甚至说要把我革职。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我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合眼,飞弹落下去的那一瞬间反复在我眼前出现。”
刘永才告诉记者:“当时风言风语很多。我们低着头,弯着腰,夹着尾巴做人,谁也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因为这是国家的事情。” 发射失败后的两年内,刘永才一直在寻找发射失败的原因。
“有时几个月,半年才回一次家,家里全靠老伴撑着,她太不容易了。我个人对家里,对孩子,真的是亏欠很多。”刘永才说,妻子对于自己的工作非常理解,从来不多问,但他却从心底感到陪家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经过两年的调试,刘永才找到了试飞失败的原因。2003年春天,“非典”来袭,但导弹研发的步伐却没有停下来。“当时做户外试验时大家都戴着口罩,没有一个人害怕危险,本想把这事往后推一推,反而很多人主动请缨前来,这让我很感动。”
2003年,靶场试验再次进行。8时准时发射,导弹拖着一股桔红色的火焰,呼啸着飞入云霄。刘永才回忆说,当时他一直待在指挥大厅里监控着飞行数据,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随着遥测跟踪数据正常,巡航导弹飞行一切正常,两个小时后,指挥大厅里传来了激动的声音“发射成功!”
2003年,刘永才(右一穿迷彩服者)在指挥大厅观看导弹发射。
返回驻地,大家放起了烟花庆祝。尽管刘永才很多年前就已经因为胃部被切除了2/3而滴酒不沾,但那天的庆功宴上,他还是举起了酒杯。“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这是我们团队奋斗了整整十年的结果。”望着多年来与自己一起埋头苦干的战友,他的嘴唇颤抖,激动的泪水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打转。“咱们这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像放映机一样开始在他眼前浮现。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验证飞弹在低温状态下的性能,自己带着团队专门“找罪受”,在北方某城市冬季气温最低的时候进行试验。当时晚上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40度,白天气温也有零下30度。为防止飞机部件被冻坏,到了晚上试验结束后,在没有飞机牵引车的情况下,重达十余吨的试验飞机靠着他们30多人徒手推进机库。那时队伍中,不论年轻还是年老,包括60岁的总师都一起上阵,喊着号子,喘着粗气,几个小时下来,他们的棉衣都湿透了,浑身像被水洗了一样。
2003年这次发射成功,开创了中国导弹武器发展史上的多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巡航导弹的研制取得了重大突破。试射成功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永才又带领团队相继完成了巡航导弹的定型以及装备,使我国一举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和装备巡航导弹的国家。2008年,陆基巡航导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但刘永才一再向记者强调,荣誉不是属于他个人的,因为飞航导弹的研发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每个环节上的科研人员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每一个型号研制成功背后有一批“无名英雄”,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拼了命也要干,吃点苦算什么?”刘永才说。
刘永才在试验弹发射成功后载誉归来。
77岁的“老顽童”
200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上,身披迷彩衣的中国第一代陆基巡航导弹第一次亮相,威武雄壮地驶过天安门广场。2013年1月18日,巡航导弹突防技术团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首批创新团队奖。
陆基巡航导弹的研发也带动了三院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在成功研制出陆基巡航导弹之后,三院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在技术创新、管理提升和整体建设上实现了大幅跨越式发展,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大型号研制模式,成为孕育中国巡航导弹的摇篮。
虽然刘永才已经77岁了,但对于新生事物,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只要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都会加入进来,看看有什么新鲜之处。他会用智能手机的软件制作课件,每次给学生上课或者到外地做汇报、演讲的PPT课件,都是他自己制作的,还插入了很多生动活泼的视频素材,每次都大受欢迎。
而无论到哪儿出差,刘永才最爱逛的就是电子市场。同事们开玩笑说他的心理年龄只有20多岁。年轻时,刘永才还曾是一位运动健将,乒乓球、游泳、滑冰、足球、排球,他样样涉猎;成家后,家里的家用电器都是他自己动手修理。
刘永才还是个摄影发烧友,他使用过的相机已从胶片机、卡片机升级到单反相机,一有功夫就会给家人拍照片。老伴在使用手机时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也都是问他。他还把家里的电视改成了可以联网播放高清大片的“家庭影院”,老伴对他的这门“手艺”赞不绝口。
刘永才院士
“虽然我今年70多岁了,但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很多能量没有发挥出来,并没有说已经动不了或者思维缓慢了,因为我每天都在思考,让自己跟得上这个时代。”
对于年轻人,刘永才总是格外大度。他把自己潜心钻研了几十年的工作成果都拿出来供他们研究。如今,刘永才已培养出近20名博士、硕士生。当年他身边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已经都已独当一面,成为各个型号的总师,副总师,成为我国飞航领域的中坚力量。“我还没到休息的时候,我还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刘永才语调坚定地说。
人物简介:
刘永才,飞航导弹武器系统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事多个飞航导弹武器型号总体设计、研制和技术管理等工作,主持国家某重点武器型号研制生产技术工作,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航天部部级一等奖一项。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3年获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型号研制个人一等功和中国航天基金奖,2006年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杰出贡献奖、中国航天基金奖特别贡献奖,2007年获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和金质奖章,2009年评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刘永才同志为我国飞航导弹事业及航天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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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开始 我省可提名5个奖项
归祭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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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晓炜)昨日,省科技厅发布消息,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现已启动。我省可提名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据了解,此次我省可提名的各奖项中,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数量不限,注重提名仍在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原则上提名数量不限,坚持优中选优。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提名数量不限,注重提名学术水平高、国际影响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且长期友好的外国人或组织。
提名项目(人选)必须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代表性论文论著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前公开发表,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提名项目(含创新团队)的完成人。
申报单位应认真填写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填写完成后将提名书和附件合并装订一式15份,并于12月18日前,将签字盖章后的提名材料及提名项目汇总表(含材料电子版及 PPT 各一份)报送至省科技厅。
申报材料受理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6号省科技厅办公楼701室创新发展与科技成果处,联系电话:0351-406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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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 拧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工人王曙群成就工人的榜样力量!
塞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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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中,有这样一位特别的人: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科学家要实现构想,却离不开他这样的巧手。他就是来自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的特级技师王曙群——一位拧了30年螺丝钉的一线工人。
凭着这身本事,王曙群拧出了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成为上海今年唯一的工人获奖者。
曾参与多个航天任务
2017年4月22日,当看到天舟一号“追上”天宫二号,中国自主研制的货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首次交会对接完美成功的时候,电视机前的王曙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天舟一号对接机构已是他们团队研制总装的第七个上天的对接机构,相比前六个,大家似乎摸透了一些“套路”。但王曙群的心情依然紧张:每一次对接,他都会“偷偷”找一个地方看电视直播,心情就像家有高考娃的家长一般忐忑。
熟悉王曙群的人喜欢叫他“老王”,也不知道这个“老王”的称呼是谁先叫起来的。四十出头的他,已被人叫了十几年“老王”了。不过,从他在航天装配岗位工作28年的资历来说,他的确无愧于“老王”之谓。
刚开始接触对接机构装配时,年轻的王曙群觉得不难,他说:“感觉再干个一两年,总能干成的。”没想到,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技术难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对接机构中,12把对接锁是核心部件。要在对接时保持平稳,不产生剧烈晃动,这12把锁就必须做到同步紧锁、同步分离,这样才能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调试初期,王曙群发现试验结果与设计出入很大,而且各种偏差毫无规律可循。但他没有气馁,而是耐心地寻找突破口。在150万个数据中,他提炼出钢索紧固螺母的旋转角度与钩间距、钢丝绳张力及绳轮角度之间的量变关系,形成了每变化1°的装配对应关系表。他制订了科学的试验方案,不仅使柔性传动的对接锁系快速精准地调整到同步,而且使同步稳定性从最初的3次提高到50次以上。
对于一些看似不必要的细节调整,“老王”选择自讨苦吃。
有一次,对接机构差动组合在测试区测试,输出效率出现衰减状况。根据设计工艺,输出效率参数属于正常范围,只是数值处在边缘。对此,可以不做改进调整,“老王”却自告奋勇。在他看来,“太空之吻”没有彩排,这么多年工作一朝验收,要么满分要么零分,更何况还关乎航天员的生命。
工作台上,王曙群不是把差动组合拆分开来分析,就是在苦思冥想,或者在做试验。“到底是什么问题?”问号整天在他脑中盘旋。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个月过去,他找到了问题症结,迅速着手改进,结果输出效率比设定参数最低值提高了10%。
这次天舟一号对接机构总装中,整个总装测试试验周期从原先的六个半月缩短至四个半月,提效明显。王曙群介绍,这种提效得益于整个团队的成长,也得益于生产流程的优化。在吃透技术状态的基础上,很多串行生产优化为并行生产,节约了大量时间。在同事眼里,王曙群团队有一个最大特点:拼!同样的装调任务,通常别的团队需要一周完成,而他们却不到两天就全部装调到位。“明明是技术工人,但他们甚至经常把研发的活儿也揽了。”
70后,生活在闵行,也曾迷茫彷徨
1970年出生的王曙群,从小生活在上海市闵行区。16岁时,他从闵行六中初中毕业,考入了家附近的新中华厂技校;三年后,又按部就班分配到新中华机器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
他进厂的第一个工种,是钳工。看似再平凡不过的岗位,并没有让王曙群有所懈怠。錾削、锉削、锯切、划线、钻削……他跟着师傅单培林,每天认真地在钳工台上学习着这些基本技能。
当时的新中华机器厂是一家军工企业,但由于产能低、技术也相对落后,并没有形成打得响的拳头产品。反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企业向民品发力,由他们厂生产的“航天牌”冰箱,一度成了老百姓追逐的对象。
王曙群的脑海中,至今有着清晰印象———那会儿来厂里拉冰箱的卡车常会在厂门口排起长队。“冰箱卖得好,我们工人的福利待遇也跟着上去。”他说。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该厂的民品生产逐渐走向低迷。他告诉记者:“当时厂周围很多人都说,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自己企业效益不好,我们心里也很忐忑。有不少人也就辞职‘下海’了。”
能够让王曙群坚持至今的,是师傅单培林一如既往的教诲。“他总跟我说,不管做任何工作,你都要学会在工作中自我规划和思考,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钳工,你也要想清楚,自己今后的目标,是继续扎根在工人岗位好好干下去,还是干脆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向?干我们这一行,不仅基本功要扎实,更要耐得住寂寞,很多工作都是从拧好一颗螺丝开始的。师傅还经常拿倪志福等工人楷模给我举例。”王曙群回忆道。
深思过后,他决定跟随师傅的脚步,潜心研修技能。1995年,王曙群参加了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高级技工培训学习,成为了一名技师,并开始参与载人航天型号对接机构的研制工作。当时,企业重新实施军民分线,军品科研生产部分从新中华机器厂分立出来,被命名为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主要承担运载火箭研制、生产和总装,载人航天、深空探测以及部分卫星零部件的研制和生产总装任务。当时的王曙群就在心里暗暗定下了目标,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攻坚克难,啃下对接机构这块硬骨头。
那些年,在偌大的厂区内,王曙群每天最多只能见到一次太阳———早上来上班时有阳光,等到下班,天已经完全黑了。碰到做单机热循环实验时,一套37小时的实验,他往往连厂房都不会出,不着家成了常态。饿了,就去办公室吃两口饼干;累了,干脆在实验室门口的过道支上一张钢丝床眯一会儿。光是这样37小时不停顿的实验,在整个对接机构的研制中,就需要做31套。
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是对接机构研发最关键的冲刺阶段。那段时间,王曙群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只要一摸脑袋,总伴着几十根头发自然掉落。家里的事,他已经完全顾不上了。自己儿子的生活由家里老人全权照料,学习则交给了身为小学教师的妻子。甚至有一回周末加班,妻子在市区临时有事,让王曙群去补习班接儿子,走到厂门口的王曙群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儿子自己冒着大雨走回了家。
如此心无旁骛的闭门奋斗,绝非每个人都能坚持到底。但王曙群却凭着一句句“再干一两年就能成功”的坚定信念,见到了胜利的曙光。
不能只甘当“老黄牛”,而要找到“不可替代性”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能能手、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十大工人发明家、上海工匠……伴随着成功纷至沓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荣誉。这几年,王曙群有了自己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但在他看来,不能把所谓的大师工作室当成“荣誉机构”,而是应该作为一个创新平台,引领同事和徒弟们共同前进。
“很多人觉得我们是‘老黄牛’,但我一直跟徒弟们说,我们这工作最终是要出产品的,绝不能只甘当‘老黄牛’,一味地‘听指令’,而是要多动脑筋、多思考,想方设法在岗位上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厂里,尽管这么多年从事的都是操作,但无论是设计还是工艺的同事都很佩服王曙群,称他为“双料特级技师”。因为在对接机构的研制中,王曙群常有“奇思妙想”,并牵头研制了五十余台套专用工装,使整个装配时间缩短了五十天。
王曙群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对天宫一号的对接机构部件进行实验时,他们曾发现在低温某个点时传感器信号会不稳定。“比如它在低温30℃的时候没问题,低温40℃的时候有反应,到了低温50℃的时候又没问题了。大家足足想了半个月,从材料、设计、安装方式等各方面挨个‘怀疑’,但都一无所获。”后来,王曙群在和生产人员沟通中得知,生产人员在固定螺丝钉时,曾在簧片上多点了一些502胶水。多点的胶水流淌到了簧片表面,给簧片增加了一点点的厚度。
于是,王曙群便拿增厚的簧片和正常的簧片做对比试验,结果发现,还真就是这一点点厚度影响了簧片在不同温度点的屈服力。原来,虽说簧片压在圆柱体上的压力虽然只有几牛米,但是压力大的时候在工作中会产生磨削,改变一点点簧片力的性能,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接触力,信号就会变得不稳定。
类似的操作细节问题,以前可能解决了也就过去了,很少会留书面记录。但王曙群坚持要将它写入操作规范手册。“你听过海恩法则吗,那是关于航空安全飞行的,说的是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同样适用海恩法则。因为在我们这种单件小批量的制作过程中,人其实是最不可靠也最不稳定的因素。出现重大问题了肯定会引以为戒,但在每个人的工作中其实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可能不易被排查,也不“要紧”,但一旦暴露在关键时刻,影响恐怕就是‘致命’的。”王曙群说。
2018年初,王曙群以工作室的名义牵头,搜集整理相关的 《风险案例集》,将大家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分层分类予以归纳,并通过PPT课件等形式,在日常的员工培训时给大家上课。就像记者在王曙群工作室和实验室里看到的那句标语:“做事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录”。这句总结自失败的经验,正时刻提醒着王曙群和他的同事们。
这些年,已有15位同事陆续加入王曙群的大师工作室。他把大家分成培训、创新、攻关、交流等四个小组,分别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相关活动。“前三个都是和业务紧密相关的,至于交流,以前我这方面并不擅长,多数时间自己闭门搞研究。但现在不光自己会主动参与,更会鼓励大家多和同行乃至其他的技能工作室交流沟通,寻求灵感。”他说。
王曙群告诉记者,看到宝钢的首席技师王军两度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他就通过市总工会和王军大师工作室建立了联系。几番交流取经之后,王曙群回来鼓励大伙参与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的申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努力,目前团队已经斩获了两项上海科技进步奖。
2016年,王曙群成功获评“上海工匠”。上周,得知新一轮的“上海工匠”开启评选,他便积极鼓励一位同事通过市总工会的“申工社”App报名自荐。“我跟他说,像这样的事,哪怕单位没有名额推荐,自己去积极争取总是没错的。能不能选上‘工匠’另当别论,但至少我们要具备‘工匠’的能力与自信。”他还给加入工作室的各位定了个目标,凡是2011年以前进厂的,在明年之前,统统要想办法拿下“技师”职称。
换作几年前,要是有记者来采访,王曙群说他宁可悄悄躲进实验室。但这个下午,他却和记者足足聊了六个多小时。“多宣传,可以引起更多人对产业工人的关注。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工作,需要一支耐得住寂寞的稳定队伍。这样的队伍,除了要具备家国情怀,也需要相对稳定的收入保障。我希望媒体能帮我们适时呼吁呼吁,切实提高产业工人待遇,至少要让新进厂的年轻人感觉有奔头,他们才能真正静下心来,踏实工作。”
作者:王星 张晓鸣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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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奖PPT制作 - 海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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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创建于1949年9月,时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
1950年改称上海军医大学。1951年7月正式定名为第二军医大学。
2017年6月2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并对外保留第二军医大学校名。
海军军医大学PPT“ 智演PPT为同济大学定制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答辩汇报PPT演示文件
海军军医大学潘卫庆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疟疾、血吸虫病等重大寄生虫病防治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大会上受到表彰。这是我校归建海军后获得的首个国家科技奖励,也是学校“十三五”以来荣获的第三个国家科技奖,体现了学校持续、旺盛的科技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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